，将今日的这段来由详详细细地写上去。那时，普天下人都晓得，原来当初五大臣的禀报就是你梁老夫子的杰作。事也做了，书也出了，名也享了，五大臣暂借的宝贝也物归原主了。梁卓如呀梁卓如，那个时候看你拿什么来感谢我”
“哈哈哈”
陈旧矮小的横滨寓所里，近世中国三杰的爽朗笑声，简直要将年久失修的顶棚冲破
一孙毓筠造反被捕，却意外地受到礼遇
熊希龄回国交差后，杨度开始为中国未来的宪政精心构思蓝图。他详细地分析了行君宪制度的几个主要国家的宪政，找出他们各自的长处。比较来看，他认为最适宜中国国情的是日本的宪政，中国的宪政应多采取日本的成法。又设想中国实施宪政应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召开国会，第二步制定宪法，第三步推行宪政。完成这三个步骤大致需要五年的时间。
正在这时，国内传来惊人的消息：五大臣启程的那天，车厢里发生爆炸事件，行刺者为安徽桐城籍革命党人吴樾。吴当场被炸死，载泽、绍英受伤，五大臣打道回府。杨度很担心考察之事因此而流产，写信给熊希龄，要他设法促使此事早日成行。两个多月后，五大臣再次启行。这次绍英不去了，以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又因吴樾行刺一事，朝廷急建巡警部，袁世凯推荐徐世昌任该部尚书。于是徐也不去了，改以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代替。杨度这才放了心。
不久中国新报正式创刊，杨度的金铁主义在该报上连续刊载，引起很大反响。中国新报办得有声有色，很快便成为与保皇党的新民丛报、革命党的民报鼎足而三的大报纸。杨度的名气更大了。到了这年十一、二月间，日本留学生界里又出了一件大事。
十一月二日，日本文部省应清廷的请求，颁布了一份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限制留日学生的活动。同时，日本报纸还低毁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此事激起了所有留日学生的公愤。全体留日学生团结一心，决定罢学回国。身为总会干事长的杨度认为全体罢学回国不合适，他一面以干事长的名义向日本政府递交抗议书，一面又以个人的名义与日本政府交涉，企图说服日本政府修改这个规则。
不久，留学生界领导层内部又出现了分歧。宋教仁、胡瑛、秋瑾等人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主张自办学校。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的学生维持会主张忍辱负重，继续求学。
这时，有一个热血澎湃的青年，见分歧不能弥合，又感于国事多艰，决心以一死来唤醒国人的觉悟，遂毅然于十二月八日在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殉。此人就是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华兴会同盟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民报撰述人，三十一岁的湖南新化籍革命家陈天华。
陈天华愤然投海的事在日本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有些留学生埋怨杨度在这个事件中态度不够坚决，有人甚至扬言要杀掉他。杨庄姐弟得知后很担心，一再劝说哥哥暂时避避风潮。于是杨度离开东京城，到乡间住了两三个月，直到大家的心情都平静下来后才回到田中寓所。
转眼到了夏天，五大臣在海外游荡了七八个月，提着一箱箱装满了各式各样奇器巧具、衣料、皮鞋、首饰、香水，以及自己完全看不懂的洋文原版书报回到了上海。熊希龄再次东渡日本找到杨度。杨度的两篇文章中国宪政大纲应吸取东西各国之长及实施宪政程序，早已恭恭正正誊抄完毕。两篇文章加起来约有五万多字，博采众论，规画精详，熊希龄看了很满意。和杨度一起再去见梁启超，谁知这位梁才子根本还没动笔。杨度责备他爽约，他笑嘻嘻地说：“不要紧，二位在横滨宽住十天，我把文章赶出来，决不会比皙子的差。”
熊希龄啼笑皆非，然事已至此，再无别法，只有等他笔下出东西，但眼下如何向五大臣作交待呢
杨度给熊希龄出了一个主意：“你请载泽领头向朝廷上个折子，说东南士民得风气之先，于立宪多有卓识，宜应趁此机会用十天半月时间召集官绅会议，并深入里巷实地考察，为立宪多做一点实务。上海十里洋场，够他们花天酒地一些日子了。如果有雅兴，还可以到苏州、杭州一带走走，半个月时间他们只会嫌少不会嫌多。朝廷也会觉得他们言之有理，定会允准。待到梁卓如的文章一出来，你就赶快乘船送到上海去。”
熊希龄只得照此办理。十天后梁启超拿出了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也有三万余字，洋洋洒洒，纵横自如，是一篇典型的饮冰体论文。熊希龄如获至宝，连夜乘船回国。
杨度期待着朝廷会按他设计的程序先召开国会，结果大失所望。慈禧太后毫无召开国会之意，却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参加者为醇王载沣以及各位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并特命直隶总督袁世凯参加。会议决定先改革官制，以廓清积弊明定责任为宗旨，待官制改定之后再议宪政事。
于是成立了一个官制编制馆，设在恭王府之朗润园，特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那桐、荣庆，贝子载振，大臣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库、寿耆、袁世凯为编制大臣，又派庆王奕劻，大学士瞿鸿机、孙家鼐总司核定。阵营庞大，规格很高，可谓郑重其事。然而议起事来却十分棘手，因为衙门的存与撤，直接关系到该衙门宫员去与留的切身利益。
先议军机处。坐在主位上的庆王奕劻及大学士瞿鸿机都是军机大臣，大家都不便开口，冷清的场面使得众位大员们都很尴尬。实在挨不下去了，左都御史张百熙首先发言打破僵局，说军机处乃雍正爷由内阁中分设，取其接近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改变。张百熙刚一说完，载泽、世续、那桐等人都表示同意，众人不好再说什么了。奕劻的儿子载振于是建议，改革官制有许多事要办，军机处不如暂不议，先议别的。众人也只好同意。
再议内务府。内务府大臣世续端坐不语，众人大眼看小眼，也不说话。大学士那桐说，内务府管的是大内事务，外官不清楚，不好议。于是内务府也不议。理藩院尚书寿耆说，内务府既然不议，太监事也不能议，因为它牵涉到老佛爷和各位太妃、皇后、皇妃，臣子们岂能插嘴，此事宜由老佛爷来定。众大员一致同意。
工部尚书陆润库说，内务、太监既不议，则还有一事不能议。大家问何事。陆润库说，八旗牵连到所有的王公贵族，事关重大，弄不好得罪元老勋旧，老佛爷也会头痛。众人都说是。于是八旗亦不议。
状元出身的孙家鼐说，翰林院设于顺治元年，二百多年来沿袭不改，向为储才养望之地，更为大学士出身之所，为天下士人所仰慕，若撤了翰林院，会使士人寒心失意。翰林出身的瞿鸿机、张百熙、徐世昌、陆润库等立刻拥护。翰林院遂亦不议。
就这样议了十来天，除了五不议外，什么名堂都没议出来。企图有番作为的袁世凯、徐世昌很着急，担心如此议下去会一事无成。他们寻思，必须有人提出一套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才可能扭转会议的散漫习气。这天晚上，袁世凯邀请徐世昌、戴鸿慈、张百熙、葛宝华等人到自己的寓所商议。大家议出了一套初步方案。
次日会上，袁世凯先发言。他以一种带兵统帅的威严果断，一扫十天来的懒怠、松懈、客套、虚伪之风，开门见山地提出他的中央官制改革的设想，拟设军机处和十一个部。其中外务部、学部、吏部依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原财政部并入该部，原太常、光禄、鸿肪三寺并入礼部，原兵部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该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新设邮传部，专司轮船铁路电信邮政，理藩院改为理藩部。
大家议了一番，也提不出多大意见。有人建议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也通过了。
关键是官员的安排。袁世凯提出每部设尚书一员，侍郎两员，不分满汉。眼下这个时候再分满汉畛域，显然违背时代潮流，没有人敢发表反对意见。慈禧不愿意将满人的权利拱手，让给汉人，她正要借不分畛域之机多安排满员，遂表示同意。
中央官制定了后，以铁良为代表的满人强硬派欲趁此机会削掉汉人的权力，鉴于各省督抚自湘淮军兴起后汉多满少的现状，力主削减督抚之权。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竭力反对。争争吵吵议不出个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清政府改革官制的举措遭到日本及西方各国的冷嘲热讽。革命党人坚信必须把这个不可救药的朝廷推翻掉，否则中国不可能有出路。
这个时候，最富有斗争传统的湖南又出现了有利于革命暴动的大好时机。
入夏以来，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阴雨连绵，洪水暴涨，尤以湖南遭受洪灾最为严重。湘中湘北一带一片汪洋泽国，淹死者三四万，灾及者四十多万，灾情之重，为有清二百余年来所仅见。地方官绅不但不赈灾，反而乘机哄抬粮价，囤积居奇，致使抢米风潮此伏彼起。积压在贫苦人民心中的怒火，已是一触即发了。
五月下旬，陈天华的遗体运到了长沙，同时运来的还有另一位湘籍青年志士姚宏业的遗体。二十多天前，他因愤于反动官绅阻挠筹办中国公学，在上海投黄浦江而死。两具烈士的遗体在素来重意气敬英灵的长沙古城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省商会会长禹之谟的领导下，长沙阖城学生穿制服行丧礼，万余人整队送至岳麓山安葬，场面至为悲壮感人。
湖南官场一片惊骇，对禹之谟恨之入骨。一个月后，禹之谟参与湘乡学界反对盐捐浮收的风潮，湖南巡抚下令将禹之谟逮捕入狱。清政府与人民为敌的面目充分暴露了。去年马福益因再次筹备起义被官府逮捕杀害，早就想为大龙头报仇的哥老会众，图谋借此人心浮动的时候重举义旗。所有这些情况，为远在东京而密切注视湘省动态的黄兴、刘揆一等人所掌握。两人计议后，派刘道一回国联络会党并策划湖南新军一起行动。
刘道一回到湖南后，很快与哥老会头目龚春台和华兴会成员姜守旦联系上了，约定于旧历十二月底衙门封印时举事。不料，起义前夕，龚、姜之间出现分歧，互不买账。龚自号“中华民国革命军南军先锋队都督”，姜自号“新中华大帝国光复军都督”。刘道一运动新军一事，也未取得效果。
十一月上旬，龚、姜先后提前起义。义军声势浩大，战事顺利，很快占领了萍乡、浏阳、醴陵交界的几处重要集镇。消息传到东京，同盟会本部的领导人都很激动，动员骨干迅速回国支援。就在这批人陆续回国的时候，起义失败了，刘道一惨遭杀害。同盟会的革命家们悲愤已极，刘揆一更是痛不欲生。他痛定思痛，和泪写了八首哭弟诗，一并在民报上发表。兄弟情、战友义尽溢于篇中，人人读之皆怆然涕下。孙中山、黄兴等人也纷纷写诗挽悼。
杨度也接到家乡来信。信上还说，正在长沙周氏家塾读书的道一夫人曹庄，闻丈夫遇害后也自缢身亡。杨度读后唏嘘不已。他虽然不赞成革命暴动，但敬重刘道一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也深为其夫人殉夫殉国的义举所感动。他不顾中国新报不谈革命、只言立宪的办报宗旨，毅然在头版刊登了他自己写的挽诗，以表达对故人的悼念：
谁识捐躯士，温然孝友身。弟兄同许国，夫妇并成仁。
碧血遗千古，丹心照百伦。至今时事亟，黾勉后来人。
不少革命党人原来对中国新报在革命与保皇之间所持的中庸态度不满，看了这首诗后，觉得杨度还是自己的同志。
在回国声援这次萍浏醴起义的同盟会会员中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他们是孙毓筠和胡瑛。离开东京之前，孙中山在牛达区寓所宴请他们，指示孙毓筠去南京运动江苏新军，胡瑛去武汉策动日知会。
孙毓筠现正担任同盟会总部庶务总干事。这个职务在同盟会初成立的时候为黄兴所任，其地位仅次于总理孙中山，在总理离职时可代行其职权。黄兴在年初离开日本去香港、新加坡一带，与当地同盟会支会商议在中国南部起义的事，于是庶务总干事一职便由原任评议部评议员的孙毓筠担任。
孙毓筠乃安徽寿州人。其先世为山东济宁州人，因荒年逃难来到寿州城外，见当地有一棵出奇高大的柳树，认定此地风水好，可发后人，便在此定居下来，将此地取名为大柳树村。孙姓逃荒者有两个儿子，他叫长子学做生意，叫次子读书。心里盘算着无论是发财还是做官，他家里都沾得上。
大柳树村的风水果然被相中了。长房以贩布起家，传到第三代便家道殷富，买了上百亩好田。二房代代读书，到了第四代，出了一个三年一遇的天下第一人，他就是状元出身的现任大学士孙家鼐，人称寿州相国，把个孙氏家族引进了清华高贵的门第圈。
孙毓筠是长房的第六代。他见族叔祖位高望重，十分羡慕，乃发愤读书，十八岁考中秀才。考了一次举人未中，孙毓筠便不耐烦再熬光阴，反正家里有的是钱，就纳资捐了个同知，有了个从四品的官衔。他还不甘心，又加码捐了个正四品道员。他寻思着只要哪里有缺，再送上二三千两银子，便是一个八面威风的现任道台大人了。久候无缺，他又在家里迷上了佛经。一部楞严、圆觉迷得他如醉如痴，想起尘世的千般烦恼万种辛苦，他几次要披发入山做和尚。老母娇妻苦苦哀求，才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去年吴樾谋炸五大臣、杀身成仁的壮举赢得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年的称赞，人们视之为当代的荆柯、聂政。吴樾人虽死去，名声却播于九州。孙毓筠尽管是富家子弟，养尊处优，但社会的弊端，朝廷的**，他也看得很清楚。从吴樾虽死犹荣的舆论中，他看出革命是顺人心合潮流的正义行为，于是决定摈弃做满人官僚、释氏门徒的想法，一心一意去走革命之路。
孙毓筠一旦下了决心，便采取断然的行动。他变卖家里的良田，在寿州办起了一座小学校，聘请老师向学生进行民主革命的教育。他生性挥金如土，从家里掏出大量银钱支援附近境遇困难的反清志士，从而结识了大批朋友。他又要妻子汪钰带两个儿子到日本求学。今年三月他自己也来到东京，参加了同盟会，并捐款十万银元充作革命经费。孙毓筠对革命的热情，赢得了孙中山及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尊重，大家都推举他为庶务总干事。
孙毓筠到南京后便设法与新军取得联系。当时江苏新军的番号为第九镇，里面有许多革命志士在活动，也有不少士兵和下级军宫同情革命。孙毓筠见第九镇基础很好，放松了警惕，很快便暴露了身份，被官府抓了起来。
孙毓筠抱着一死成仁的心愿等待官府对他的审讯判决。但奇怪的是，官府却对他的待遇很好，将他安置在南京城内一个花园别墅里，身边还有两个人招呼。每天好酒好菜地送上来，还有一间书房供他读书写字，一切都不亚于寿州家里的贵公子生活。惟一不同之处，就是院墙外有人持枪守卫着，他不得迈出大门一步。孙毓筠好生奇怪，但从不问身边的人，每天看书写字喝酒吃肉，心里既不多想，便也活得安闲自在。
这样地过了将近一个月，孙毓筠成仁之念逐渐削弱，对生命对妻儿的眷恋日益强烈，然而他却不愿以自首来换取自由，他认为那是可耻的行为。他也猜想，这种非同一般的待遇中必有一个究竟，院墙之外或许正在进行着某种不平常的活动。
是的，孙毓筠的分析没有错。他的卷宗由南京巡防营呈送到两江总督衙门时，因出国考察宪政有功，刚从湘抚任上擢升为江督的端方便亲自审阅。
端方字午桥，是一个精于宦术的满洲正白旗人。庚子年，慈禧逃难到西安，那时他正做着陕西巡抚。他看准时机，对难境中的慈禧百般逢迎讨好，亲率军队日夜拱卫在她的身边。端方的忠诚赢得了慈禧的欢心，从此成了慈禧的亲信。出国、擢升，便都是慈禧后来对他的酬谢。
鉴于革命党排满行动得到汉人普遍支持的现实，考察回国之后，他给慈禧上了一道请平满汉畛域的密折，建议改定宫制，除满汉缺分名目，撤各省旗人驻防，以示朝廷放心汉人；废止满汉不通婚的规定，允许满汉自由联姻，融合满汉为一家，使革命党无机可乘。他的这道密折，得到慈禧的默认。他尽力做到与汉大员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并看出袁世凯是汉大员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日后前途无量，便与袁私下订了婚姻，将长女许配给袁的第五子克权，一旦满汉不通婚之规定废止，便将女儿送进袁府。袁世凯自然也巴不得结下这门亲事，满口答应。
打开卷宗，孙毓筠的寿州籍贯，立即引起了端方的警觉：孙家鼐也是寿州人，此孙与彼孙是否为一家他拍了一封电报给孙家鼐，问孙毓筠是否华族回电很快到了南京，然则答非所问：“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
端方拿着这封电报仔细推敲：“此子顽劣异常”这句话，显然是长辈指责晚辈的口气，无异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同一家族的关系。“请严加管束”这一句貌似严厉，实际是叫他网开一面。因为对于煽动军队造反的革命党，早已超出了“管束”的范围，应判处杀头的极刑。到底是状元，电文回得既意思明白，又不落把柄，端方很是佩服，他要借此案来取悦这位汉员中的大老。
就在这个时候，东京同盟会总部也在积极设法营救孙毓筠。有人提出，杨度为五大臣出国考察写察报，端方为五大臣之一，他与杨度一定有往来。杨度既然能够在中国新报上发表悼念刘道一的挽诗，也一定会愿意请端方赦免孙毓筠。
孙毓筠离开东京后接替其庶务总干事一职的是宋教仁。黄马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从武汉逃到上海，在去日本的船上结识了杨度。宋教仁长相英俊，谈吐倜傥，二人在船上一见如故。于是宋教仁来找杨度，请他帮忙，并指出孙毓筠与孙家鼐的关系。杨度一口答应。
其实，杨度与端方毫无私交可言。原定的五大臣，他仅与徐世昌有过一面之识，后来徐并没有出国，真正出国考察宪政的五个大臣，杨度一个也不认识。杨度之所以答应给端方写信求情，有几层考虑。
一来同盟会乃是由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