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这个会来表明自己是君宪党的领袖,日后转而支持民主,民国政府就得用高官为酬劳,暗自称赞杨想得深远。既然他可以借此来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我何不也借此来显示自己在民宪党里的领袖地位呢于是也答应了。
几天后,一份由杨度起草、汪精卫略作修改的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在经纬报上登了出来。
宣言书说,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出现,国内就分为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两党。君主立宪党认为,中国以满汉蒙回藏五族人集合而立国,蒙回藏人之能与汉人同处一个政府之下者,全恃满洲君主的羁縻,若满洲君主一旦去位,则汉、蒙、回、藏即刻分离,洋人则会乘机瓜分中国。若要中国不被瓜分,非留现今君主名义不可。民主立宪党认为,别国可行君宪,中国则不能。不是说君主为满人,必欲以种族相仇之见而排除,而是因为君民之种族不同,则人民之权利必为君主所吞没。故君主一日不去,则宪政一日不能确立。
宣言书又说,两党相争在民主、君主这一点上,其他方面,如行宪政,发挥民权,国家领土不得分裂,满汉蒙回藏必须在同一政府之下等等则是共同的。两党的最后目标,即建立宪政国家以救亡图存是一致的。
宣言接着说,现在革命军兴,东南响应,北京政府与武昌军政府各以重兵相持,两不相下,不管谁胜谁负,都必然使得民生涂炭,财力困穷。若以保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君宪党人不忍为。若以保一民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宪党人不忍为。两党都不愿眼看南北相斗而让外人得利的后果出现。
宣言书最后说,两党之政见何去何从,非两党所自决,必也诉之于国民公意。因而两党人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意在使民主、君主这一问题不以兵刃而以和平解决,故发起国民公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如何,两党都必须遵守,不服从者即为国民公敌。实行本会宗旨之时,其对于北京政府之行动,由君主立宪党任之;其对于武昌军政府之行动,则由民主立宪党任之。
宣言书之后,又附了一个国事共济会的简章。
宣言书登报第二天,方表来杨度家,表示愿意入会。杨度很高兴,马上封他一个干事,拿出五百银元出来,叫他到天津闹市区租一间房子,挂牌办公。自从杨度离开湖南后,方表几乎成了一个失业者,没有经济来源。现在好了,他怀揣着五百大洋,兴高采烈地赴天津走马上任。
汪精卫对此事本不热心,他有许多事要做,登过报后,便不再过问了。
杨度则希望有很多人来参加国事共济会,把这个会办得热热闹闹。他又起草一个致资政院陈情书,请资政院议决具奏请旨,召集临时国民会议以决民主、君主问题。又起草一个呈请内阁代表书,请内阁代奏皇上,明降谕旨停战,开国民大会。
谁知七八天过去了,方表从天津来信说,天津本会无一人前来申请入会,问北京进展如何。杨度看到这封信后,心里只有苦笑。登他的门的人虽有,但都不是前来入会的,而是来指责他的。指责他凭什么自封君宪党代表,又讥笑他是哗众取宠,想出风头,这一纸宣言书于时局有何用张謇、汤化龙等人则来电说,他们原来主君宪,而现在早已和民宪党一起干了,劝杨度改弦易辙。接下来是资政院根本就不开会讨论他的陈情书,内阁也不替他代奏。社会各界是如此的不合作,令杨度大为扫兴。
汪精卫来槐安胡同告诉杨度,武昌那边对他这个宣言书反对甚为激烈,一批同盟会的老战友甚至大骂他出狱后被朝廷收买了。同志们批评他,宣言书上说什么“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此民宪党所不忍为也”,这种话居然出自一个同盟会评议长之口,岂不是彻底背叛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推翻满虏君王就得流血,不流血,满虏小皇帝会自动退位吗革命党人就是要以流血牺牲来唤起人民的觉醒,来驱逐满虏君王和他的大大小小的走狗,中国只有经过一段时期的流血后才会有新生的到来。关于国体的事,没有什么公决不公决的。老百姓昧于长期的君主制度,不知民主为何物,很多人只会赞成君主而不会赞成民主。革命党人是先知先觉,应当教育后知后觉。还有人怀疑此事不会是汪兆铭做的,汪兆铭的大名被杨度盗用了。
于是汪精卫对杨度说,取消这个会算了吧,没有一点实益,徒招无穷口舌。杨度说看看吧。又过了七八天,入会的没有增加一个,说风凉话的越来越多。看来这国事共济会是绝对共济不出一个名堂来了,杨度无奈,只得吩咐方表摘牌回京。他自己写了一段简短的解散宣言,说几句“今者武汉血流,兵事方殷,和平解决之难已为天下所共见,共济会之所主张已归无效,特宣告解散,惟天下伤心人共鉴之”一类的话,交民主报发表了事。
杨度想:既然君宪党人不愿意与他合作共济国事,自己日后跟着袁世凯改行民主立宪,他们也没有资格指责自己背弃主义了。公开的目的虽没有达到,私下的目的则已达到了。
北京的国事共济没有任何收效,武昌对袁世凯却做出了出人意外的接纳。
已**的十四个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尽快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以便联合对付清廷。这个建议首先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提出,电请革命军各省区派代表来武昌商量。
由于当时交通混乱,这个电报八天后才到上海。早在六天前,江浙两省都督就已经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召开**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性的统一机构问题。第二天江浙两省的代表就到了上海,并致电各省,派人来上海开会。不久,各省代表陆续到了上海,通过代表大会组织提纲,规定每省派两人作为该省的代表,其中一人为都督指定,另一人由谘议局指定。黎元洪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省都尊重武昌的首义地位,认定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每省的两位代表中一人去武昌参加会议,一人留在上海专事联络。
代表们到了汉口后,正值武昌城里战火激烈,于是借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各**省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公推谭人凤为议长。谭人凤与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关系亲密。黄兴接到汪精卫从北京托人带去的信后,与谭、刘、宋等人商量。大家都认为从实力来说,民军远不如北洋军,战争继续下去,将对革命党极为不利,停战和谈是最好的办法。尤其是袁世凯赞成民主共和,则更是难得。谭人凤对袁的突然转变立场尚有点怀疑,黄兴等人则以两年前袁向东京革命党输诚一事证明袁早有民主倾向。至于黎元洪,他觉得由袁来领导这场革命,比起革命党中任何一个人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要对自己的胃口,他力主让袁世凯做未来的大总统。黄兴等人则认为让大总统给袁世凯可以,但必须有条件。革命党当前最高的目标是推翻朝廷,袁世凯要以推翻朝廷作为换取大总统的先决条件。谭人凤同意将此事交代表大会讨论。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指示该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向代表施加压力。
早在袁世凯任驻朝鲜通商大臣的时候,朱尔典便是英国驻汉城领事。从那时起两人便结下了友谊。二十余年来,朱尔典一直以英国代表的身份支持袁世凯,这也是袁世凯走红官场的一个重要原因。葛福受命向会议代表转达北方提出的两个和平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和平方案,由袁内阁代表清政府与一个能代表全部**省区的组织谈判。一个是局部性的停战方案,由北洋军在武汉方面的最高统帅冯国璋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进行以湖北地区为限的停战谈判。
葛福在转达这两个和平方案后,又代表朱尔典透露了大英王国政府对中国战事的看法:希望早日停战,由袁世凯妥善处置善后事宜。
英国明摆着支持袁世凯,这给与会代表很大的心理压力。既然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也都同意停火,并以推翻朝廷作为条件同意袁世凯为大总统,而与会的各省代表们又何尝不想战火早熄,新政府早日成立,以便在中央政府或在省政府里获取重要的职务遂一致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决议案由黄兴亲自派人送至北京交给汪精卫过目,汪立即转给杨度,杨又连夜告诉袁世凯。袁自然很高兴。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尚有许多具体事情要考虑,要商谈。**省区推出伍廷芳为和谈全权代表,又推举汪精卫为伍的参赞。
伍廷芳为广东新会人,年轻时即赴英国留学,得法学博士学位。后经张之洞推荐,历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钦差大臣。伍廷芳长期受西方文化影响,对民主宪政甚是景仰,为革命党人所尊敬。恰好他三年钦差大臣期满回国,幸运地担负起历史所付予他的重任。
袁世凯任命他的老友唐绍仪为总代表,又要杨度充当唐绍仪不公开的助手,秘密斡旋南北议和。
八杨度对革命党人亮了底牌:袁世凯不是曾国藩
杨度的学部副大臣其实没有做多久便被免去了,袁世凯许诺将有要职相委。学部是个冷清的衙门,杨度对它本没有多大的兴趣,更何况是个副职,因此他并不在乎。他要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建立更大的功劳,以便在未来的内阁中占取一个更重要的席位。
由袁内阁邮传大臣唐绍仪率领的北方谈判团,气势庞大排场阔绰地乘坐专车南下,杨度不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而是作为一个宪政专家身份随团出发。专车开得很慢,每到一个较大的车站,便有当地的官员们在站台上等候,恭请赏脸下车休息。谈判大员们也不谦让,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再带着大箱大箱当地土产上了车。有的甚至还提出要看看名山胜水,观赏前朝古迹,说是机会难得不可错过。唐绍仪觉得在路上耽误太久,毕竟与目前的形势不相宜,不得不扫扫这些大员们的雅兴。杨度很气闷:这些人的心目里简直没有国家的概念,让他们去担负着如此重要的谈判,岂不是笑话
一路上走走停停,五天后才到达汉口。武汉三镇的战事虽早已停止了,但一个月来的战火已把这座中南重镇烧得不成样子了。映入眼帘的尽是断垣残壁、废墟荒冢,街道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市面一片萧条。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市民,蜷缩在墙边树下,架起铁锅烧火煮饭。杨度看在眼里,很觉得过意不去,心想:这便是战争造成的后果,倘若不用这种暴力革命就达到立宪救国的目的,岂不可以免去老百姓的许多苦难战火不能再起了,更不能蔓延
昔日繁华的汉口镇居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客栈来接待谈判团,北洋军前线统领冯国璋只好将他们安置在英国租界内。因为风闻孙中山将挟巨资从美国回国,前一向在汉口开会的代表们都离开汉口,乘船东下上海去欢迎孙中山,顺昌洋行空了下来。于是北方谈判团就住进去,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英租界没有受到战争影响,洋行里又全是西式摆设,从北京来的大员们很觉得满意。
次日上午,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派原共进会领袖、现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过江来迎接。人们盛传孙武是孙文的弟弟,谈判大员们也信以为真。大家都怀着好奇的眼光仔细端详这位大革命家的兄弟,纷纷向他献殷勤,套近乎。后来得知孙武就是汉口人,与孙文毫无关系,于是又都很失望。
武昌阅马厂原谘议局衙门,现在成了湖北军政府办公之地,黎元洪在这里为北方谈判团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席。尽管武昌城许多老百姓已断粮断炊,但接风宴席上却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鄂省的头面人物,无论是革命军中的新贵,还是原主君宪的谘议局议员,以及革命起后没有来得及逃离转而拥护军政府的前朝命官,都济济一堂。大家不分革命先后,也不分南方北方,频频举杯,互相敬酒,预祝会谈成功。仿佛干戈早已化为玉帛,南北已经亲善,融为一家子了。
谈判的地点选定在上海,且黄兴等人已离开武汉,黎元洪又是一个武人,一向不善言谈,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人在革命党中原本没有多高的地位,所以武昌的会见实质上只是应酬而已。吃过饭后随便聊聊天,闲谈闲谈,轻轻松松地将一个下午打发过去了。晚餐又是大鱼大肉地嚼了一顿。黎元洪派人四处找戏子来唱堂会。打了一个月的仗,戏园子都关了门,找不到名角,便只得拉了几个唱楚剧的来应付。这楚剧是江汉一带的地方戏,如何能跟京师的皮黄相比,谈判大员们一个个听得没精打采。有年轻的随员耐不了寂寞,便悄悄地打听还有没有正在做生意的妓院。军政府的接待人员满脸堆笑地答应:“好说,好说。那种地方人多眼杂,不太方便,武昌城里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明晚去叫几个来陪陪各位大人。”
杨度见此情景,忙对唐绍仪说:“少川兄,武汉不要久留了,最好明天就开船。”
“这里是不能久停,明天走吧”随从们的表现和已**的武汉的面貌都使唐绍仪很失望。“皙子,这次谈判不能指望他们那些人,你我都是项城的老朋友了,即使不为国家,就为酬答项城的知遇之恩,也不能像他们那样。你与革命党的领袖们都熟,到上海后,我这个总代表一切都还要仰仗你。”
杨度说:“我会尽力而为的。”
航行顺利,两天三夜后抵达上海码头。着一身深色西服的伍廷芳率领一批人早已恭候在黄浦江码头上。伍廷芳虽然六十多岁了,却红光满面,精神很好。
上海城的光复似乎来得很容易,只在制造局打了半天的仗,革命军便控制了上海的局面。除几个大衙门换了人马外,其他一切依旧。城市完好无损,市面繁华如昔。老百姓没有受任何惊骇,一夜之间便从奴仆变为主人了。只不过是光复一个多月了,除开革命军中的大小头目们分到了革命成果外,这些主人公们似乎还未得到丝毫实惠。
北方谈判团下榻在外滩一家豪华的法国人开的大饭店里,享受着高规格的接待。在各处观光了几天后,南北两个谈判团开始坐下来,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会谈。
杨度不参加正式谈判,而是私下频频拜访革命军中的旧日朋友。有时他也和汪精卫一起去,但通常都是他一人单独前往。
南北会谈并不顺利。由伍廷芳牵头,有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胡瑛参加的南方谈判团是一个强有力的会谈团体。他们个个新学知识丰富,能言善辩。以唐绍仪为首,由杨士琦、章宗祥、傅增湘、张国淦等人组成的北方谈判团,不是谈判桌上的对手。他们知道袁世凯有独断专行的个性,便常常用电报请示远在北京的总理大臣。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他们自己在谈判桌上的信誉,也使得整个谈判进行得艰难。
南方谈判团提出和谈的基础在于双方都赞成实行民主立宪制度。唐绍仪说他个人赞同,袁项城也不反对,但国体问题重大,宜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南方同意唐的意见。于是唐电请示袁。袁请皇上颁旨召开国民会议,但载洵、毓朗等皇室成员坚决反对。此事便胶住了。
以后,南北双方还进行过四次会谈,涉及到了一些具体问题。例如,谈判期间清政府不得提取已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洋款,以及国民会议代表的组成方式等等。但会谈成果不明显。
与南北会谈同时进行的,是革命军内部权力重新分配的激烈争斗。南京光复后,**各行省留沪代表召开会议,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临时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由黄兴负责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汉口的代表得知后,认为留沪代表无此权利,对选举结果予以否定。待到在鄂代表与在沪代表同时抵达南京后,又决定将正副元帅颠倒位置,即由黎任大元帅,黄任副元帅,因为黎在武昌,便由黄来代替。又有人公开表示,黄兴在武汉战役中指挥失误,丢失了汉口,乃败军之将,无资格充当中华民国的领袖。黄兴十分生气,宣布无论是大元帅还是副元帅,他一概不就。
这样,为了一个领袖的问题,竟弄得中华民国几乎不能诞生。幸而这时孙中山由美国回国。孙是众望所归的大革命家,大家公推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的十七省代表,十六票投给了孙中山,只有谭人凤将代表湖南省的一票投给了他的多年老战友黄兴。同时确定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明年元月一日,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他一心一意在等待南北双方一致推举他为大总统的喜讯,却不料让刚刚回国的孙文抢了去。他先是恨黄兴等人玩弄了他,继则埋怨唐绍仪无能,便来电指责唐越权办事。唐引咎辞职,袁随即批准,同时给杨度一个密电,要他务必疏通南北,莫负使命。
杨度接到密电后,既感觉到使命沉重,又不免有几分得意感。
决定南北会谈伊始,他就认为北方谈判团的总代表应以自己最为适宜。因为他不仅具备总代表谈判的才能,还因为他与革命军的要员们都有着非比寻常的友谊,而一直为朝廷官员的唐绍仪缺乏这种条件,他不明白袁世凯为何不将这个重任交给他而交给唐绍仪。好了,现在事实证明唐谈判失败了,下一步看我的了
杨度决心把这件事情办得相当漂亮,让南北两个政府里的人都知道世上有个杰出的人才。他仔细地分析当前的形势:在袁世凯方面,只要让他当大总统,其他条件估计他都会接受。至于革命党人方面,通过这些日子的多方接触,杨度隐隐看出内部似乎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粤派。这派的主要人物有胡汉民、汪精卫、王宠惠等。另一个是以黄兴为首的湘派。这派的骨干有谭人凤、宋教仁、刘揆一等。湘派早已明确表态同意袁做大总统,而现在孙被推出来,必定是粤派人在各省代表中活动的结果。要改变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的了,惟一能做到的,是说服孙公开表示,他做总统只是暂时的,以后一定把这个位置让给袁。若这样,袁必定满意,南北会谈也就达到了它的预期效果。离孙中山赴南京就职只有三天了,时间是如此的仓促,该怎样办才好呢杨度想,无论如何得见一见孙先生,见面之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期一举成功。
他先找到汪精卫。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