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三月，春寒。
我收到来自埃及开罗领事馆的来信。
信上内容仅为通告。他们通知我，我的父母所乘坐的eg370德国飞往埃及开罗的航班，在进入埃及领空后确认失事。飞机上的四百八十七名乘客，已经有四百七十三人确认死亡，而我的父母和另外十二名乘客则确认失联。
所谓失联，顾名思义，失去联系。尽管他们在信上很官方地告诉我，国际上援增救援的飞机以及搜救船只多达四十八艘，但依然没有找到失联的乘客以及飞机失事的黑闸子，他们无法确认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乘客是否证实死亡，所以他们发这样的通知，实际上是告知家属，他们尽力了，而失联的人们已无生还的可能。
因为从得知飞机失事到搜救，再到发出失联通知，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他们洋洋洒洒地婉转述说了很多，总结一句话，便是：我父母现在生死不明，请我节哀。
我作为家属，与百多号其他乘客家属一起被安排前往埃及开罗，坐在那特别为我们准备的休息室内，大部分家属因为无法接受亲人死亡的消息正悲恸不已，嚎啕大哭，而小部分则愤怒地要求当地政府和航空公司公布空难的真相。
在这纷纷扰扰的人群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坐在那里，安静地等待交涉的结果。
可想而知的，交涉的结果，就是毫无结果，我们这群人得到的只是有限的赔偿。
赔偿？这是种可笑且无奈的行为，接受与不接受，都于事无补。
二零零九年，六月，夏至
我决定结束自己的学业，并放弃学校研究生的保送名额，奔赴埃及。
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生死不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我心里还存在着侥幸——也许他们还在世界某处等待救援。
此刻，我正坐在中国驻埃及领事馆的接待室里，接待我的人是这里的干事萧在为。
他坐在我对面，眉头拧成了结。他说：“你父母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是国际派往柏林作学术交流的。所以这件事国家很重视，已派人前来调查了。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有必要告诉你，千万别轻举妄动！”
他用指尖敲了敲桌子：“你的父母前往埃及并不在安排的行程内，而且在这期间内也并未与任何可疑之人接触，所以我们暂时只能推断，他们飞往埃及是临时起意还是有意为之，我们不得而知。飞机上的黑闸子一直没找到，而且这么长时间了，早过了黄金搜救时间，即使当局政府不公布，你我都知道生还几率并不高。”
他说完，将一本临时护照推到我面前：“这是你在埃及的临时签证，你可以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但只有三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