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法兰西是共和国，美国是联邦总统制，沙俄与德国是君主制，各有各的皮，各有各的制度，各有各的国情，唯一相同的就是初级工业化特征。清与日也是君主制，关键是农业化特征，清换皮，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日皮骨全换，脱亚入欧，效果截然不同。
民国照样换皮不换骨，把清的皮换成了美国，然后换来换去，一直无法用工业化思维动员与组织社会各阶层，那些议会根本没用，关键是全社会标准化的运作与适应工业的纪律，这是一整套东西。
战役学是直到建国后才从苏联系统的学到的。计划经济就是西方战略学，战略就是一种规划，要运算各种变量统计和规划，相互关联层层推进，各类物资调拨与生产，还要评比验收，这是一整套系统。
瑞典与普鲁士参谋部制度，就是从军需总监部演化出来的，不光画地图，除了图上作业，实测、演习、兵棋推演、筹备预案、作训、联勤、物资与武器的生产管理、运输等等，公路、铁路、航运，海运等全管，一整套统筹与安排，平型关战前实地看地形，关东军入侵东北之前有参谋旅行，不光是拿个棍子比划地图。
平型关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虽然称呼是战役，但不是按战役学组织的。这个打的是天赋与经验，不是标准化制度就很难推广时不走样，很难系统化的传承。近代以来军事制度要的是标准件，参谋不用突发奇想，就做数学题，要标准士兵标准师，不要名将。
金辽护步达岗一战，两万金军击败辽军七十万，辽国各部队战力不等，规则不一，人一多就乱了。蒙古一扫金就灭国了，传承不了，大起大落。甘陕绿营的战斗力与南方绿营的战斗力不是一回事。奉军、川军、桂军，晋绥军的组织形式与标准不同，战斗力全不同，行军方式与速度都不一样，中央军系统各部队组织都不一样。委员长可以有德俄美顾问团，但脑袋是西式参谋，连参谋部制度都不全，身体与四肢还是各组织各的，不是体系。
不要说黄埔与保定军校的教官主力是日士毕业，日本士官学校有些课程都不允许外国留学生听的，上面还有个日本陆军大学呢，陆大前六名才有天皇赐刀，军刀组。陆士没军刀，发的是望远镜与怀表一类的。
建国前，晚清与民国根本不懂这套东西，别说工业国了，列强那套垄断资本主义的运作原理都不明白，全是碎片。
当时统治阶级可以轻松把清翻了，太平天国后，晚清皇室就是吉祥物了，财权，人事权，兵权，一个没有了。但把清翻了解决不了本质问题，只能拖，直到拖无可拖，终于碰上维新后的日本，都听过日本赌国运，日本赌的什么国运？皇国兴废在此一战？
日本赌的是路，败则为奴，一败就要像德川家康那样活着，给西洋人当奴隶，当打手，当马前卒，一败由不得你不当。胜则为狼，食用周边国家的血肉滋养自身，壮大躯体，然后与西洋决战。
日本维新后是西方战略学与兵学，不搞主观那一套，不搞想当然，战略非常清晰，连二战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与兵棋推演出来的一样，早知道必败，过程都推出来了能不知道？但日本狠就狠在敢打必输的战争，它能把输赢的结论都看成变量，把西式兵学再往后推一步，赌谁更能撑，把国家民族全压上，所以人类历史上开启总体战模式的就是日本，起源自日俄战争时期，比如满海面放民间侦查渔船，这是东方思维，中国拖日本进泥沼也是东方思维，中国用西方思维打不赢日本。
中日最早统治阶级争论的问题是一样的，要不要与对方联合。那时候是列强时代，种族分明，即使后来共荣圈的提法，与后世日本的雁行理论也是不同的皮，一样的骨，本质一样，只不过头雁换成了中国。之后什么配套说都是源于雁行理论，雁行理论的骨头就是共荣那套，共荣的来源就是黄种人携起手来，击败西洋列强，尊王襄夷。
在黄种人对抗白种人这一目标，中日的利益点高度一致，甲午之后，晚清与民国各阶层反而开始到日本留学，就是在这一利益点的指导下产生的。因为日本紧随其后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沙俄，这就足够了，日本击败沙俄，晚清各阶层欢呼雀跃，与辛亥革鼎成功，日本各阶级欢呼雀跃一模一样。
日俄之战后，清是统治阶级与民间全在欢呼，但甲午之后的日本，那就只是民间的朴素愿望了。由于日本民间受到辛亥鼓舞，那是肯定的，北洋政府那套搬的美国，总统参议员国会议员，绝对灯塔。但是民国南方不信，日本民间反而信了，起来玩民主运动了，要求普-选，来了个护宪运动。
日本自日俄战争后消停那么长时间，不是不想出来，是家里一摊事呢，米骚动，七十万人暴动，逮捕数万人，二次护宪，动不动就天诛。民主人士比较给力，把日本的力量拖在内部绊住了，直到三一年石原莞尔板垣那帮人取东北都是私自行动，一路抗命，先造成关东军默认，然后军部默认，最后国家默认，开启昭和三大下克上先例。
日本维新前后人杰井喷，如果不是被内部民主人士绊住，二十一条的时候日本已经采取蒙古灭宋方案了，一战刚歇，全世界厌战，日本反而借助一战契机大发横财，工业产能正是巅峰期，那时候一旦日本倾国而来，不堪设想。
中国当时没有工业产能峰值曲线的概念，只会看产量，得亏搅屎棍英国看得清，把日本朝西伯利亚引了，忽悠东洋小土豆去找苏联泻火了，冻得不轻。
日俄战争，清是在帮日本的，当地将军府与政府的作为，张作霖吴佩孚等等很多人的事迹一看就知道，政府层级还不怎么敢大动，民间与新军是公开支持日本的。
早在甲午之前，黄种人携起手来共抗西洋就已经是中日共识，这个影响之深，引起了欧洲列强高度警觉，威廉二世在甲午一战结束后，立刻让赫曼克纳科弗斯制作一张版画提醒自己，这就是《黄-祸图》，匈奴突厥特别是蒙古，那是西方的梦魇。
日俄结果一出来，清公派与民间各阶层的留学生潮水般涌入日本，作为唯一一个亚洲黄种人击败西洋列强的国家，日本有资格当老师了，不但晚清学，泰国也学，那时代黄种人携起手来把西洋人赶出亚洲不是一句口号，都在切实交流怎么把这事干成。
不用拿清末志士与民国人士在日本的私生活说事，清末与民国是有很多事搞砸了，但这是局限性与能力的问题，那年代的人留洋可不是为了绿卡的，那都是怀着救国强国的心求学的。领袖与方面大将看你的战略与大局观，英雄看的是你何处用武，不看你鸡毛蒜皮的私事。伊藤博文照样烟花柳巷，秋山真之一样魏晋风流，这是表象，不是衡量英雄与否的条件，虎狼不看这个。
当时去日本留学的人，怀着的就是黄种人携起手来，共同击败西洋人。这与日本最初的想法是一样的，单靠日本是不可能击败西洋联军，把那么多列强清理出亚洲的。
但是，日本变了，中国没变。日本变成狼了，中国还是羊，狼是不会跟羊合作的，这不可能。
国家与统治阶级不是一个人，它之间有博弈的，对战略走向会产生争论，不是铁板一块劲朝一处使，各种学派斗，长州萨摩藩与藩也斗，少壮派还能把统制派屠了。日陆军会自己造潜水艇，日海军自己造坦克，两军武器配件的螺丝都是朝相反的方向拧，设计五万架的飞机年产量，结果海陆军互相把对方工厂的优秀技工送上战场拼掉，互偷对方的铝材，能把实际产量降低到只有设计标准的两成，就是不让你好受，财阀照样捣蛋，说不过你一个天诛就把首相内阁全灭了，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的，一直争论很大。
各国内部都有一堆破事，国与国之间不光比谁的举措更好，还得比谁犯的错误少，世界舆论话语权的作用就在这里，一个放大镜上去，就能把你的短板与破事无限放大，让你自信心崩溃，再把放大镜找准自己的长板与好事，持续提高民族自信。一来一回忽悠死你。
中国也好，日本也罢，一直都没有放弃黄种人击败白种人的朴素愿望，这是种族层面的，始终未改。明治维新不是冲清来的，晚清洋务也好改革也罢，也不是冲日本的，它们反而有个共性，都是要挣脱西洋列强的枷锁，内部改革，对外终极目标全是西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