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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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67年春，尽管年初的大雪早已融化，但徐州地区依然寒冷异常，由于北魏帝国和刘宋帝国最近在这个地区大打出手，周边的老百姓可遭了秧，不仅家中的存粮被两**兵抢了去，连房子的门板瓦片都被这些士兵拆走，说是要加强军事要塞的防御。天可怜见，在原本富饶的黄淮平原上，竟无这些百姓的立锥之地。
此时，为了活命，徐州地区村与村的刘宋百姓拖家带口，结伴沿泗水河南逃，希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南方讨口饭吃。泗水河边，饿殍遍地，不断有缺衣少食的百姓倒毙在求食的路上，但还是有更多的难民像海水涨潮一样，往南方不断涌动着。突然，难民前进的路上，出现了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北魏大军，只见这些虎狼之师刀出鞘，箭上弦，拦住了这些难民南逃的去路。刘宋政府宣传的索虏（鲜卑人）都是吃人的恶魔，如今恶魔就在眼前，这些难民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呆在原地不知所措。
正在此时，北魏军阵中走出一个胖乎乎的文官模样的人，用生硬的汉语对着这些难民喊话：“老乡们，你们受苦了，我们受皇帝派遣，此次前来徐州，只是为了教训一下那些平时压榨你们的刘宋贪官污吏，不会为难你们老百姓。我们尉元大将军知道大家缺吃少喝，特意让我在这里准备了热粥，分发给大家。”说着，这个胖子一招手，几十个北魏军士从军阵中抬出十几个装满热粥的大缸。难民们看见吃的，人群中产生一阵骚动，事到如今，难民们再无华夏夷狄之成见，纷纷上前去讨一碗热粥果腹。魏军“赈济难民”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四周难民纷纷到魏军设置的“难民营”就食，战区人心渐趋稳定……
史书记载，公元467年的那个春天，北魏帝国在镇南大将军尉元的建议下，一改过去烧杀抢掠的作风，对于新近并入帝国领土的徐州、豫州、兖州等地区的人民采取怀柔政策，不仅释放被军队掳掠的刘宋百姓，还从国内冀、湘、济、兖四州调拨粮食，赈济由于最近边境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刘宋帝国难民。
我们在上一章曾经分析到，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是说明北魏军“弃恶从善”了，而是形式的变化导致北魏对这一地区的态度的转变，简言之，就是由于北魏一举占据彭城和悬瓠这两个枢纽支点城市后，北魏帝国的领导层和智库们的心态起了很大变化，他们已经把长期占领以及经营整个淮北地区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不是像以往“抢一把就跑”的心态了。
其实在这些政治家眼里，或者从一个政治团体这个“机体”来讲，制定政策的目的本身是没有“善恶”的，它只会用“利益”来衡量。以史为鉴，那些宣扬“胡人残暴、没人性”而“汉人知书达理、有爱心”的言论其实是站不住脚滴。在一定环境下，胡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温文尔雅，怀柔平衡；而汉人也同样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开杀戒，血流成河。
不往远的说，就说说同样发生在徐州的三国时期的故事。大家对曹操为报父仇而征讨徐州陶谦的故事应该耳熟能详，可大家对曹操屠城就不一定知道了，资治通鉴记载“曹操到达徐州，在泗水边坑杀男女十万口，泗水为之不流”；“曹操攻取虑、睢陵、夏丘等县城，所过之地全部遭受屠戮，鸡犬不留。”曹操是历史上相当伟大的政治家，如果说曹操屠杀徐州是“激情杀人”，打死我也不信，因为这种人也就和吕布一个档次，根本成不了霸主，统一不了北方。那曹操为什么要屠城呢，料想和我们讲的北魏在徐州的所作所为应该出自同样的考量。当自己还无法有效控制这一地区时，给敌人做做“减法”似乎是明智的选择。当然，曹操当时应该也没有充足的军粮赈济灾民，如果不杀，他们很可能变为“暴动的流民”，反过来跟曹操作战，抢自己的粮食。这就是政治家们心中的“经济帐”或者说“利益帐”。
说到粮食，北魏在徐州的这种“反客为主”的心态可不是说有就有的，它不光包含着军事上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要有强大的经济后盾作为支持，假如北魏帝国在公元467年前几年遭遇内部战乱或者天灾粮食歉收的话，就算尉元想“赈济灾民，邀买人心”，也是有其心而无其力了。而北魏如果只是占据徐州地区几个空城，当春天来到，那些流散在外或南逃的流民反而会被刘宋帝国利用来反攻这些城市，到时鹿死谁手还真是难说的事情。可天佑大魏，在穷兵黩武的世祖拓跋焘暴毙后，北魏帝国适时的转变了原本四处扩张的国策，整个国家在高宗拓跋浚的带领下，休兵息武，与民休息，十几年来，国家府库充盈。而北魏帝国在这一时期，政局虽然动荡不已，但都局限在上层政治人物的pk，对于社会并无多大影响，不像同时期的刘宋帝国，内战不断，劳民伤财。于是，在公元467年，财大气粗的北魏帝国天然就拿了一手好牌，刘宋帝国焉能不败。
就在刘宋连丢彭城悬瓠这两座城市之后，青州（山东地区）也出事了，青州刺史沈文秀和冀州刺史崔道固（真正的冀州其实在北魏控制下，刘宋的冀州只是在黄河南岸设置的侨州）也遣使北魏，要求归降，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刘宋的青州难道就这样轻易丢掉了吗？我们下回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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