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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末，因为粮食减产，生产队秋后一算账，只勾了五分钱，也就是说，社员一天挣公分，如果是十分的话，那么这一天核算下来只挣了五分钱，队里去掉交的公粮，每人每年只能分配六十斤粮食，如果不足六，还得靠吃国家的返销粮。
“嗨！”父亲坐在炕沿上长叹了一声，抽了一顿闷烟，他拿起了笔一算计，拚了一年的命才挣了二十一块八毛四分钱，气得父亲把铅笔往炕上一摔，笔尖也摔折了，摔的我好心疼。
这时，父亲听到母亲在院里喂猪的动静，下地嗵嗵嗵地走到外面，看到毛管发亮的猪问道，“这猪够分量吗？”
“到杀的时候怎么也得有二多斤呀。”母亲又看着父亲，“你问这干啥？”
“卖它吧！”父亲说道。
母亲又给猪添了几把黄豆，临杀前给猪喂黄豆能增加肚里的水油。“你可得了吧，卖不卖，你可得问问这帮孩，都好几年没杀猪了，把孩都克拉坏了，你怎么寻思说了呢？”
一番话让爹顿生怒气。
“吃！吃！吃！就知道吃！”爹一脚把猪食槽踢翻了，又一脚把猪给踹跑了，“操他妈的，没个好！”一嗵的发泄便扬长而去。
“瞅你爹那个死样。”妈妈站在外面气的直哭，我和弟弟又是找猪又是捡起被踢翻的槽，“妈，你以后就别再提杀猪的事了。”我安慰着母亲。
这时，大黄狗汪汪地叫了起来，“陈木匠在家吗？”是北屯老曲家来人找爹。
“不知道他死哪去了，找他干啥？”妈妈没好气说道。
“呵呵，这是咋的啦？啊，没啥事，那我再找找去。”那人看了一眼满地的猪食，说了一声便走了。
“这都啥时候了？你怎么才回来？是不是又看牌去了？”妈妈望着满脸红扑扑的爹问道。
妈妈凑近爹抽了下鼻，“你身上怎么有一股啥味？”
爹笑了，“我到老曲家吃猪肉去了。”
接连几天，爹不是到老王家就是去老刘家吃猪肉，平时爹在村里没少帮人家干木匠活，到了年末，谁家要是杀猪宰鹅的，自然少不了让爹去解解馋。
这天，爹又是很晚了才回家，妈妈看着他，“你总吃人家的，到时候不得请人家来吃点儿啥呀？”妈妈的话，让爹一时没了言语。
“哼！过几天，咱们也杀猪！”爹说着便脱巴脱巴躺下了。
“啊呀，好啦，要杀猪啦！”弟乐得从炕上爬了起来，我又急忙把他按下，“快躺下，冷呀！”我和二弟、弟在北炕盖一床被，四弟和老弟在南炕，小妹由妈妈搂着睡。
“闭灯睡觉！”爹一声令下，都没了声音。
几天来，我和弟弟们每顿都吃的很少，看着包米碴高粱米感觉硬硬的没胃口，爹用眼睛瞪着我们，“哼，我让你们天天不吃饭攒肚，那猪不杀了！”
一听说不想杀猪了，我第一个拿起了碗，“我吃！”
“我也吃！”弟弟们也都大口地吃了起来。
妈妈捂着嘴乐了，“行啦！别听你爹瞎说，他都答应人家来吃猪肉了。”妈妈笑道。
爹又领着我和弟弟们往屋里抱起了事先选好了的竖杆（高粱杆），吩咐我，“把这些竖杆刮干净了，我要编炕席。”
会编炕席手艺的人并不多，可对于爹来说是小菜一碟了，这要比抠挂千做天九制作名章要简单多了，当然，写春联也是爹的拿手活计，而这些也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真正拿手的活计还得说是爹的木匠手艺。
“是得换炕席了，”妈妈指着破炕席，“你瞅瞅，发黄了，都是尿的，那炕里的谷都有一股骚味。”（谷等一些颗粒为了降湿，有时铺在炕席下面烘干。）
我瞅着弟，弟又哼了一声，“都是大哥和老四尿的。”
“嗯？就你不尿炕？还说别人呢。”我瞪着弟生气道。
“行啦，不嫌磕碜就使劲尿儿吧！”爹瞪了我一眼，“赶紧干活！”
每天晚上，爹坐在小木橙上，用小刀滋滋吱吱地刮着糜（高粱杆破成瓣或者四瓣后，再用刀刮成的编席材料），这些半成材料备好后，再搭个案板就可以编炕席了。一领炕席在市场上要卖十元以上，往年，爹能编出两领炕席，除了自家用，还能卖出一领，卖来的钱足够买些年货用。而今年的高粱杆长的不出息，只能凑合着编出一领炕席了，如果投到市场去卖，也只能赶上个“穷棒集”（腊月二十九）被人压价给收了。
“妈呀，什么时候杀猪呀？”弟偷偷问着妈妈。
“快了，等那炕席收口了就杀。”妈妈告诉着弟，又吩咐着，“你赶紧把那些麻杆儿捡回来。”
弟抱回来一些像骨头一样颜色的麻杆儿，麻杆儿的作用就是省洋火（火柴），一根麻杆儿折成几段，利用炕上的火盆燃烧后，再用嘴轻轻一吹便起了火苗，可以点燃锅底下的柴禾或是点蜡烛、抽烟用。
今天早上没喂猪，母亲吩咐我和弟弟往屋里抱柴禾，爹用砂纸在打磨已经编好的炕席，我看着母亲在往锅里添着水，心里清楚，这是要杀猪了。
老叔领着两个男劳力来了，妹妹看到老叔手里那把侵刀（杀猪刀），吓得用小手扯住妈妈的衣服，妈妈又把小妹和小弟送到了爷爷家。
爹又把打磨好的炕席卷了起来放到外面走潮气，见老叔他们来了，爹吩咐说等水烧开了就抓猪。
“妈，水要开了。”我跟母亲说着，母亲告诉我和弟弟，要是怕看杀就去通知前屯的老姑来家吃猪肉。
“我不怕。”弟告诉妈妈说，弟的确不怕杀猪，可他也知道，从家到老姑家要走七八里呢。
我和弟弟几乎是一小跑着到了老姑家，老姑看到我和弟弟的头上呼呼冒着汗，吓她一跳，“妈呀，什么事呀，看把你们累的，你爷爷挺好的？”爷爷都七十了，老姑怕爷爷岁数大了一口气上不来过不了这个冬。
我摘下了狗皮帽，擦着汗，“老姑，我们家今天杀猪，要你们都去吃猪肉，爷爷挺好的，你别惦记。”
老姑家个孩，都还小，不能离地方，只有老姑夫拎着一大瓶散装的“二锅头”和我们一起到家了。
见爹他们正在给猪吹气。猪杀完后要把四肢用刀割个小口，然后用猪挺（一根细铁棒）插进去串皮，再用嘴往里吹气，吹得鼓鼓的再把滚烫的开水泼到猪身上，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样好退毛。
妈妈又吩咐我们到后屯那些家，挨个让一下，宁落一屯不落一人，不来就拉倒。我和弟弟挨家串了起来，进了门就说，“xx，到我家吃猪肉吧，我家杀猪了。”有的说，不用去了，养口猪也不容易，有的说刚刚吃完饭，肚里没地方了，有的说知道啦，听到猪叫了，肉就不吃了，过阵就去买你家的猪肉，并吩咐，一定要给他留个后丘。
我们往回走时弟弟就问，“大哥，一个人也没请来吧？”我知道，有些人嘴上耍钢条，可心里有数，“你看着吧，都得来的，咱爹的人缘儿好。”
果然，一大帮人比我和弟弟到的都快，又是帮忙切着肉，又是帮忙灌着血肠，好不热闹。
一头二多斤的猪就这样被大卸八块，有些人当场就选了块肥肉，肥肉烤出的油多，够一家老小年用的了，一块二一斤，爹算了算，不能再卖了，还得留些自家过年用。而今天就得吃进去一半。
这时，我看见爷爷一个人在往土坝上溜达，爷爷是不沾荤腥的，他也见不得杀猪的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