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实际操作中却远没有那样简单，农民并不是喊个口号就能动员起来的，村公所必须有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财力，毕竟不是什么地方的农民，都愿意为了集体利益而累死累活的，即使这集体利益中也有他们的一份。
因此，在集体化之后，农民不但要上缴收获的（最多）三成作为税款，还得交给村集体三成、由村公所卖给国家换成资金作为集体提留款，然后每年根据各家农户在集体劳动中的表现分配下去。除了户均不超过半亩的自留地的有限出产之外，这是中国农户唯一可能通过主业获得现金的途径，因为就算这份收入其实远低于城里工人的工资水平，也足以驱使农民们努力进行农田水利和乡间道路的建设。
但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万一村干部徇私舞弊，不但农民参加集体劳动时的积极性会大受影响，其收入也可能低到比满清时期也好不了多少的程度，毕竟六成收获上缴，这几乎跟清末佃农交地租差不多了。好在建国初期吏治还是比较好的，何况还有那几十万生化兵干部作为表率，因此暂时还不至于出现较大的问题，等到基本农田水利系统建成之后，李晖再下调农业税和集体提留的比例也不迟，不过要想完全废除农业税，那还至少还得等到中国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之后才行。
事实上，在至少二十年内，农业税都仍然会是中国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不仅仅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工业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由于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程度还低，使得农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相对于工业品来说）。也正因为这样，华夏共和国仅仅是改革了财税制度，财政收入就迅速跃居世界前列，1896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接近6亿华元，1897年更是一举突破10亿华元大关，如果以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因为备战的需要而开始疯狂加税的美国，即使按黑市价格计算，也仅次于英美德法四国，位居世界第五，这让李晖这个穿越者都震惊不已。
财政收入能够如此迅速地增长，除了不低的农业税率之外，政府对于大宗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也绝对功不可没，一方面利用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收走了更多的利益，一方面则又保证了相对的公平、让农民在重负之下不致于活不下去。而随着农机和化肥产量的增加，这项一开始更偏向于索取的政策也逐渐变为了以反哺农业为主，中国农民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苦日子之后，终于苦尽甘来踏上了康庄大道，大阔步地迈向温饱、乃至小康的光明前途，当然这些就是后话了
共和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雄厚的财力使得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成为可能，基于对农业的高度重视，李晖将水利定为了建国初期的建设重点，而在诸多的水利工程当中，对于黄河与淮河这两条“害河”的治理则更是重中之重。
严格来说，现在的黄河还只是隐患，毕竟还没到清末和军阀混战，更没有人为决堤放水；但是淮河的水患却已经是明明白白的现实威胁，由于历史上黄河改道南下带来的海量泥沙淤塞了淮河的水道，导致淮河下游及其北边的支流普遍排水不畅、甚至没有出路，中游的水下不来，下游的水又流不出，造成了“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的局面。
淮河频发的水患，令当地人民深受其害，一方面灾害频繁没法安心耕作，一方面频繁逃荒的过程中为了生存不可避免地一次次突破道德下限败坏了原本勤劳和团结的民风，导致本来是发达地区的黄淮平原沦为了全国有名的贫困区。治理淮河、化害为利，让黄淮平原恢复鱼米之乡的富饶，不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也会成为新华夏的一个样板工程，让全国人民看到新社会与旧社会的天壤之别，进一步巩固墨门的统治基础。
由于早在起义反清之前，李晖就让相关专业的生化兵技师预作调研，再加上黄淮平原解放也比较早，治淮工程早在1895年深秋就已经开始动工建设，为此动员的劳工总数不下百万。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过后，包括防洪、发电、灌溉在内的众多配套工程就全部竣工，效率之高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但这不过是个开始。
此时的长江下游河汊纵横，很多地方甚至一里路的距离上都能有好几条河流穿过，再加上桥梁数量也严重不足，明明肉眼可见的地方，走过去却往往要一两天时间，形成了明明经济发达却交通不便的怪现象。为此，华夏共和国政府投入巨资，在长江下游大面积地填平小河（其中不少被改成了池塘用来养鱼，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同时将那些宽度超过10米的较大河流进一步挖宽挖深，以便可以通行更大的船舶，令长江下游的交通状况有了质的飞跃。
长江下游的运河网建成之后，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帮助巨大，与铁路相比，漕运虽然速度慢得多，但是运费却要低廉得多，而且更能发挥出长江下游通江连海的绝佳地理优势。还有一点则是，挖掘运河对钢铁的需求不那么大，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则比铁路更多，而长江下游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在工业和服务业尚未发展起来的建国初期，劳动力本来就严重过剩，这样正好还能减轻当地沉重的就业压力，可谓是一举两得。
唯一让李晖有些遗憾的是，填平小河与运河网的建设都相当费时，全部完成至少也要十年之后。不过若是走寻常路建设铁路网的话，以长江下游当时的交通状况，所需的投资和建设时间只怕反而更长，所以其实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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