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权宴只身远赴重洋回到父母的家乡。
拿出一张学历本，当时除了对外翻译官没人认识。那年她仅十八，父母病亡，堂兄堂姐各自在美国安家，受父母临终遗言之托，权宴决定回国。
还是那年代，幸也那个年代，不幸还是那个年代。
国内贫瘠的医疗技术迫切需要权宴这种高知人才，但是当时的政治氛围，权宴这种归国华侨普遍被打为间谍一类，更何况年纪轻轻的她已经坐上国内一流大学的西医医学系院长之高位，然而高知学者更是被归为黑五类，被批斗得最厉害，下场最凄惨。
权宴的任务没有完成，即便被激进者百般打骂侮辱，伤得再重，她也只是一声不吭，沉默的听从发配，等候时机。
1972年，下乡。
权宴是那一批唯一一个从城里来的女人，她故意把自己化丑，每天除了干活，听批斗，都只是所在分配给自己的小破屋子里不见阳光。除了必要的出门，她在人群中总是没什么存在感。
权宴有时候也会思考，自己这时候选择回国到底是不是最正确的选择。
这个年代乱，她上辈子就知道。但是这里乱，国外也不见得多太平。权宴安慰自己，只要完成父母亲的意愿，自己就马上回去。
在屋子里的时候，权宴会把那一打打凭证摆在缺了一条腿的旧木桌子上仔细查阅，一个字都不肯放过。这是她的财富，即使被那群野蛮人抄家的时候，权宴宁愿冒着被抓起来的危险也要保住的这些宝贝，这些是一个世家存在过的凭证。
权宴把它们压平，整齐的放进檀木箱箧，又收回空间里。
回到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她庆幸上天还没有薄待她。给她一个空间，可以存放任何物体，保住这些财富。
即便自己伤痕累累，能保住这些纸张，也就够了。
除了农忙的时候，权宴几乎不怎么出门。每天挣得的工分并不足以养活一弱质女流，更何况她还是‘重点关注对象’，一年中分得的工分寥寥无几，但是她并不需要这些。
又一年，新一批的下乡知青到了。
权宴站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看着这个灰黄色交映的年代里，农民和城市年轻人的笑容，不知该作何感想。
“欢迎各位知青来到柳树沟！大家坐了一天的车也累了……”一辈子被土朝天的农民伯伯并没有那么多的场面话，这个时代的农民都是普遍的纯朴善良。可能也颇觉城里人娇贵，并没有马上让人下地干活，反而先摆了一桌好酒好菜。
权宴辞谢之后低调的回到自己的房子。
“那人是谁？”安排下乡的工作人员一边走着一边跟村长搭话。
村长吧嗒了两口旱烟，语气带着惋惜：“去年来的，听说成分不好。人也不怎么爱说话，吃了亏也自己忍着，就是成分不好。”这年头，一个成分不好足以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问话的人点点头，因为跟村长关系不错，又问：“家里大孙子咋样？好点了没？”
村长摇摇头，旱烟也不抽了，愈发的沉默。
他子息单薄，唯一的儿子留了一个孙子之后也病死了，他家可就指着这个孩子往下传了。可这孩子身子骨也不好，三天两头的发烧，眼看是不好了。
那人拍拍村长的肩膀，“会好的，会好的。”
村长没有应声，恐怕已是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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