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我有位新朋友想要认识一下你。.”这天，卢西亚诺忽然找到唐宁，神神秘秘的对他说道。
“你的新朋友？难道也是哪座城市的地下市长？”唐宁好奇的问道。
卢西亚诺摇摇头答道：“这位新朋友并不是我的同行，他是一名神父。”
“什么？神父？查理？我没听错吧？！”其实也难怪唐宁这么惊讶，因为虽然卢西亚诺这些人后世会被手下称之为教父，但事实上他们与宗教并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这家伙现在怎么认识了一个神父？而且这个神父还想要认识自己？这简直太奇怪了。
看着唐宁这副惊讶的表情，卢西亚诺继续卖着关子说道：“其实这位神父我相信唐宁你也应该听说过他，他的名字跟我一样，只是姓氏不同罢了。”
“查理、查尔斯”唐宁低声念了两遍之后，忽然在脑海中闪出了一个名字，然后震惊的问道：“天啊，你说的该不会是查尔斯--库格林神父吧？”
卢西亚诺得意的说道：“没错，就是他，怎么样、我就说你应该听说过他的名字吧。”
唐宁心道，这位库格林神父的名字我岂止是听说过他啊，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营销奇才啊，他做神父真是太浪费他的那一身本事了。
这位名叫库格林的神父是名加拿大人，大概四十多岁，身材高大、处世圆滑、衣冠楚楚，戴着一副眼镜，声音清亮如风琴。
在1926年，底特律人第一次听到了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那时三k党一把火将神父在底特律市郊罗亚尔奥克的教堂化为废墟（后来他竟对三k党特别宽容）。当地的广播电台主管大为震惊，建议神父在广播电台上接连讲道，呼吁民众慷慨解囊修建新教堂。193o年年底，库格林推出了《小花朵的金色时光》节目，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17个广播电台同时播出。另外，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6—7点，他还在地方广播电台穿插广播。他在各地都有众多未曾谋面的听众。他们不但能通过广播听到他言语瑰丽的描述和气势如虹的长篇大论，捐出一点儿钱，还能得到一件神圣的纪念品。
寄出钱后，他们会收到一个镀铬的小十字架，上面刻着“小花朵广播社团”，同时还附有一封信：请接受这枚十字架作为纪念。我在广播里说过，这个纪念品碰触过真的十字架……基督的虔诚信徒查尔斯·e·库格林再者，如有朋友想要这个纪念品，请来函告悉。而这个时候他的听众已经达到了45oo万人之多，要知道那会儿的美国一共才多少人啊，所以他又有广播神父之称。
库格林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个月后，平均每星期会收到八万封来信，附寄的捐款过了两万美元。广播特别受欢迎时，来信甚至过1oo万封，需要15o个办事员清点钞票，备好零钱。
到了1933年，他成为全国收信最多的人。他的教堂也早已重建（雇用的是非工会的劳力）。教堂高7层，顶部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岗石建成，高大肃穆，整个罗亚尔奥克都能看到。到了晚上，炫目的灯光照在塔面的巨型耶稣受难浮雕像上，只看见雕像底下刻着一个词：“仁爱”。
教堂四面石墙上刻着各种铭文，有的摘自《圣经》，有的选用同业福利会的口号。《时代周刊》说，“这个仁爱受难塔让底特律人想起贮藏草料的筒仓”，于是受难塔设计师被叫作“筒仓查尔斯”。库格林严厉地还击说，《时代周刊》把耶稣受难纪念塔“说成是‘草料筒仓’，这是间接侮辱了基督，无可饶恕。由此说来，从耶稣那里得到精神食粮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岂不是像牲畜一样，以草料果腹？《时代周刊》登出这样言辞粗鄙的文章实在是对神明不恭”。
从仁爱受难塔望出去，耶稣一脸苦相看着这样的古怪场面——一个挂着“圣殿级服务站”大招牌的汽车加油站、一个“圣殿旅店”，还有一个“小花朵热狗摊”。教堂里其他小贩叫卖的货品有：印有“筒仓查尔斯”照片的明信片、经过库格林“亲自祷告”的十字架、《圣经》、反犹太册子和布鲁克林区《圣训报》。
小贩们还售卖由库格林主编的《社会正义》杂志（销量最大时，在美国2ooo个教堂有售）。来参观仁爱受难塔的人都要尽量安静——并不是因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地方，而是怕打扰神父写每星期的布道词。神父坐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顶里，不停地抽着烟，身边是他的大丹犬。他的任务十分重大，参观者都很清楚这一点。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他是个争议人物与他解约，之后，他就依靠信徒赞助成立了自己的广播网，总共6o多个广播电台。他的信徒数量庞大，在基督教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财富》杂志说他“大概是广播史上最非凡的人物”。他的观众人数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满洲博士》和艾德·温的还多。他每星期都收到大量的银币，数量之大，使他成为全国主要的白银投机商。因此，他在星期日的广播节目里把白银称为“基督教徒的金属”。他会接见听众，地位仿如教皇。
从操纵媒体的角度看，库格林的成功纯属他的个人功绩。他利用了美国鲜为人知的民族性：美国人的天真、对简单解决方案的渴望、爱好参加团队的情结、喜欢收集华而不实的东西的本性。如果神父再晚三十几年出生，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脱口秀主持人或者麦迪逊大道上一位杰出的业务代表，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推销员。无论推销什么，他都是一个能手，可他偏偏选择了推销仇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