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即位诏书是杨延和早已草拟好的，但必须经朱厚熜的审批，方可公布实施。
朱厚熜为了这即位诏书之事，将袁宗皋和陆松（陆炳之父）等人，当然也包括李缙，都叫到了文华殿，想让这些人出谋划策，帮着他审阅一下杨延和草拟的那道即位诏书，看哪里有不妥之处，以便加以修改。
袁宗皋从朱厚熜手里接过杨延和草拟的那道即位诏书，认真地看了一遍，然后在把它转交给陆松的同时，开口对朱厚熜说：“我觉得杨廷和力荐使用的这个新年号不是很好，孝宗皇帝在世时，所用的年号是弘治，杨延和力荐王爷使用的年号是绍治，这明显有上承下启的意味，分明是要将王爷纳入孝宗一脉，所以我觉得不能用这个年号，还是在其他两个年号里任选其一吧。”
朱厚熜亦有同感：“长史说的极是，那在内阁拟定的另外两个年号里，长史比较中意哪一个呢？”
袁宗皋回说：“老臣比较中意‘明良’这个年号。”
明良？这又是什么鬼啊？我可不能眼瞅着让嘉靖皇帝变成明良皇帝！
李缙也不管会不会因此而得罪袁宗皋，立即开口说：“王爷，微臣觉得还是那个寓意美好平安的名为‘嘉靖’的年号比较好。”
朱厚熜笑着说：“其实，本王也比较中意‘嘉靖’这个年号，那就把绍治改为嘉靖吧，除了年号以外，你们再看看，哪里还有不妥的地方？”
武宗皇帝昏庸荒政，宠信奸佞小人，把朝廷搅得乌烟瘴气，杨廷和在朝多年，深知朝廷如今的形势，他据此拟诏，用大量的篇幅，在草诏上陈述宦官奸党对国家社稷的危害，希望新帝能够兴利除弊，振兴朝纲，换言之，就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新帝的身上。
袁宗皋听朱厚熜这么问，立刻便知道朱厚熜肯定是对这诏书还有不满意之处，他猜测朱厚熜应该是缺少一扫积弊的胆识，不过这恰巧正符合他的心意：“王爷，老臣认为，做事情应该谨慎，要分得清楚缓急轻重，循序渐进，不能妄想着一蹴而就，所以这兴利除弊之事，是不是可以由表及里，慢慢来做呢？”
袁宗皋猜的没错，朱厚熜的确是在为袁宗皋刚刚说的事情为难，他阅完草诏，感到荡气回肠，热血沸腾，诏书中所说的种种弊端，积习已久，他也略知一二，但没有必要将这些都写进诏书吧？
现在朝野上下可以说是一片混乱，宦官弄权，祸乱朝政，小人当道，奸佞猖獗，对于这些人和事，朱厚熜也是极为反感，痛恨入骨的，可是冷静下来想想，他一个藩王，突然进京当了皇帝，本来那些皇亲国戚和王公贵族就不服气，他要是再去得罪人，那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何况他上面还有一个口含天宪的张太后，事缓则圆，所以不如慢慢去做那些兴利除弊之事，先去处理那成堆的国事，才是正事，进京的路上，他曾看到无数僵卧沟渠的饥民，另外北有鞑虏，南有倭寇，时常会侵犯大明的疆界，难道先解决民生和国防这些大事不好吗？
朱厚熜有这种想法，自然会认同袁宗皋所说的话了：“长史说的没错，本王与你的想法倒是不谋而合了。”
李缙这时候又插嘴说：“王爷，微臣有不同的见解，微臣认为，与其一点点的去做那些兴利除弊之事，倒不如快刀斩乱麻，大刀阔斧地去做这些事情，虽然过程会很艰难，但只要挨过去了，便能换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另外新帝继位，如果在即位诏书之中，能够宣布革故鼎新，扫荡积弊，充分反映万民的希望，也能赢得民心，获得万民的支持，这能使王爷更加稳当地坐稳皇位，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美事，所以还望王爷三思，能再考虑一二，以便做出最好的抉择。”
朱厚熜慎重其事地点了点头：“嗯，你说也有道理，好像这么做会更好一些。”
朱厚熜在位早期，英明苛察，他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抗击倭寇，重振国政，做了很多大事，例如清理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中官、改革科举制度、革除外戚世封等，内容广泛，成效显著，不但巩固了明朝的统治，还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
可是谁都不知道，这嘉靖中兴的局面的开创，竟是始于李缙对朱厚熜所说的这番话。
自古人君即位，即使是在草野间，也需要下诏改号元年，以使天下耳目一新，所以朱厚熜也没有多少考虑的时间，因为转天就要举行登基仪式了，在这之前，他要将即位诏书改写好，他考虑了再三，最后还是听从了李缙的意见，即顺应杨延和等大臣的意思，下决心要兴利除弊，是以杨廷和亲手草拟的那道即位诏书，除了年号以外，其余部分均未被改动，就这样被批红通过了。
转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二日，在文武百官的跪拜下，朱厚熜稳稳地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上，成为了大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
当朱厚熜在大殿之上，亲自宣读完即位诏书时，满朝文臣武官欢呼雷动，像久旱的庄稼，渴望新帝能给他们带来润心的甘露。
即位诏书是帝制时代重要的政治文件，这种文件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为了确立嗣君即位的合法性，确保皇权平稳交接，其次也具有政治宣扬功能，意在向臣民百姓做出一个励精图治的姿态，刚刚去世的大行皇帝在执政的后期往往会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老百姓都期待着新即位的君主能够带来政治上的变革，因此在即位诏书中，若能以积极的姿态顺应民心宣布维新，则能够获取老百姓的支持和认可，换句话说，就是有利于政治的稳定。
以新即位皇帝的名义向全天下公布的即位诏书，一旦公布于天下，将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类诏书都有一定的固定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的篇幅最长，是主体部分，其具体内容是列举前朝的弊政，以及布列新政，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