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钟成早早地回到周大贵酒店，他要催促几个人早点起床，必须要在上班前赶回钟县长。
回到江南县，进办公室坐了一会，万家乐就进来了。他是来向钟成汇报昨天到春来集团参加新厂房的奠基仪式的情况的。
本来，这样的事没什么好汇报的，但是因为昨天在花定国那里受到了侮辱，不得不到钟成这里来告一下状。
原来，昨天春来集团的奠基仪式，议程事先已经打印好了。其中一项就是由县长钟成讲话。
花定国压根就没想到钟成会不去，所以直接就把议程定好了。
没想到钟成却没有来，这大出花定国的意料之外。所以当负责组织奠基仪式的张副总告诉他县长钟成没来，来的是常务副县长万家乐，需要改变议程，由万家乐代讲的时候，他冷冷地说：“没来就算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怎么能让一个副手参与讲话。“副”是“负”的谐音，不吉利。算了，取消这个议程。有钟书记讲话就够了！“
这位张副总听了花定国的话，暗暗叫苦。因为他以为正县长没来，让副县长代，很常规的一件事，就先跟万家乐说了。万家乐此来，就是为了巴结花定国，有发言的机会正合他意，就答应了。
张副总没想到花定国会作这样的安排。他说：“花总，这样不好吧!常务副县长的地位也很重要的。”
花定国自从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见过不少高官，尤其是有一次还很幸运地和某高级领导人握过手，从此以后他就不随便和别人握手了。他感觉到自己的手特别金贵。
花定国已经多次和省委书记、副书记、地委书记们一起开过会了，领导们对他都很亲切。他因此感觉到很膨胀。五岳归来不看山，他对一般的县级副职是完全不放在眼里了。
这时，听见张副总说常务副县长的职位很重要，就鄙夷地说：“副县长算个屁！正县长我在我眼中也不算什么。我请他，他竟然不识抬举，我早晚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按我说的去办，不要罗嗦。”
花定国在公司里一向是非常霸道。谁也不敢和他争辩。就算是副总也经常被他骂得狗血喷头。
张副总不敢把自己已经通知万家乐代替钟成讲话的事说给花定国听。如果说了，肯定要挨一顿臭骂。
他只得过来，把万家乐拉在一边，将实情告诉了万家乐。他经常跑政府部门，都是具体办事的人，所以和万家乐非常要好。
张副总说：“万县长，我们花总也的确是太狂妄了一些。简直就是一个独裁者。我也拿他没办法啊！希望你能谅解我！”张副总知道，在万家乐面前说说花定国的坏话，是没有一点风险的。
万家乐又气又恼。但是又不能发作。他装作无所谓地对张副总说：“没关系！不就是讲个话吗？讲了就风光了吗？我和你是什么关系，怎么会怪你？他是那么个德性，我犯不着和他计较。不过，我总觉得，一个太狂妄的人，总有一天会吃亏的。”
张副总平日受花定国的气很多，也恨恨地说：“不说别人，老子有时都想揍他。他妈的，我大小也是副总了，他居然也不把我当人看。”
万家乐虽然很不高兴，但装得像没事似的，一直参加完了那天的所有活动。
回来后，他一直都在思考怎样出出心头这口恶气。自己的份量太轻，必须要寻找盟友。想来想去，他想到了钟成。钟成不来参加春来集团的活动，本身就是对花定国的不满。他决定利用钟成的这种不满。看看他能不能帮助自己。、
所以，第二天一上班就来到了钟成的办公室。
他添油加醋地把昨天的故事讲了一遍。本来，花定国说的是“副县长算个屁！”。他就把它来了个移花接木，说成“县长算个屁！”。至于花定国说“钟成既然不识抬举，我早晚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他也进行了一下改造：他既然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我马上就要收拾他！
讲完之后，他说：“钟县长，昨天一整天我都是在愤怒中度过的。我为自己抱不平，更为你抱不平。他花定国算什么东西，不就是靠投机倒把发了点财，赶上现在政策好，又让他当上了人大代表，居然把我们政府官员不放在眼里，还辱骂我们。我受点委屈不要紧，钟县长，他不该这样侮辱您啊！”
钟成正对花定国有气，听了万家乐的挑拨，一拍桌子,骂道：“花定国，真他妈欺人太甚！我与你这个狗日的势不两立！”
万家乐见钟成动了气，又火上浇油说：“钟县长，小点声，万一传到花定国耳朵里，说不定要吃亏呢！”
钟成冷笑道：“我怕他！他还要收拾我，谁收拾谁还说不定呢！”
万家乐见挑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十分高兴地说：“钟县长，你可一定要尽快地采取措施啊！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尽全力。”
钟成刚才的确是动了真怒，但此刻看到万家乐得意的神色，头脑不觉又冷静了下来。这个万家乐的言辞说不定也有加工的地方，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很有可能是想借此来激怒自己，利用自己去帮他泄私愤。
但是这与自己的既定方针是吻合的。与花定国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还必须要接受万家乐的“利用”。他想：是的，我肯定是要对花定国采取措施的，但是你也不能袖手旁观，必须要做点事。他对万家乐说：“这个花定国太不像话，现在得意得有点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但是要搞垮他是难度很大的。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万县长，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张副总既然对花定国有意见，你不妨动员他给你提供一些有用的情况。一旦有了把柄，我们就可以出重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