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人，满清猛将傅恒，武力94，统帅92，智力87，政治88；
傅恒出身于名门，其先祖旺吉努在努尔哈赤起兵时，便率族人归附。曾祖父哈什屯在太宗与世祖两朝位列议政大臣，跻入当时清朝最高决策中枢。祖父米思翰受知于康熙皇帝，并被擢为户部尚书，位列议政大臣，他坚定支持康熙皇帝议主撤藩，对康熙朝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平定三藩之乱都起了积极作用，圣祖时加赞誉。
傅恒的伯父马斯喀、马齐和马武都是康、雍两朝非常显赫的人物。傅恒的父亲李荣保，官至察哈尔总管。与此同时，傅恒的姐姐，即孝贤纯皇后，是乾隆帝的第一任皇后，因其生性恭俭，颇受乾隆帝钟爱，夫妻感情极深。良好的家庭出身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傅恒在日后成为乾隆朝举足轻重的人物。
乾隆五年（1740年），傅恒官任蓝翎侍卫，随后不久升任头等侍卫。乾隆七年（1742年）任御前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圆明园事务。乾隆八年（1743年）出任户部右侍郎，不久后担任山西巡抚。乾隆十年（1745年）傅恒进入军机处。次年，在山西巡抚任上担任军机大臣、户部右侍郎、内大臣，不久后转任户部左侍郎。乾隆十二年（1747年）傅恒升任户部尚书，兼任銮仪卫、议政大臣、殿试读卷官、会典馆副总裁、正总裁。不可否认的是，在短短七年之间，傅恒由一名普通的正六品侍卫，一路升为从一品大员，其升迁速度不可谓不快。
乾隆十一年（1746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劫夺小金川土司泽旺，经清朝干预后释还。次年，莎罗奔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等地，清朝派兵前往弹压，遭到莎罗奔的抵制。
乾隆帝先后派川陕总督张广泗、大学士讷亲前往前线平定叛乱，均连连受挫，张广泗、讷亲先后被处死。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傅恒毛遂自荐参赞军务，随后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理川陕总督，经略军务，授保和殿大学士。
十一月，傅恒启行，乾隆帝赐宴重华宫，亲至堂子行告祭典礼，并命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十二月，傅恒到达金川前线，赠太保衔，加军功三级。
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傅恒亲自督师攻下金川险碉数座的奏报递达京城。金川土司莎罗奔等因久战乏力，畏死乞降。历时近两年之久的金川之役以傅恒亲往督师宣布告捷。傅恒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胜利班师，因功封一等忠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不久后，乾隆帝还为富察氏建立宗祠，并为傅恒建造府第于东安门内。
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内乱，乾隆帝打算对其用兵，询问群臣意见，由于受雍正朝西师之役败绩的影响，满朝文武多多持否定态度。[9]在平叛过程中，稍遇挫折，他们便认为此为天意。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傅恒挺身而出，力排众议，独自“奏请bàn lǐ”此役，获准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军务bàn lǐ的工作中。
他带领军机处官员，“日夜随侍，候报抄录”，积极协助乾隆皇帝于后方运筹帷幄、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及调兵拨饷，保证必要的军需，深受乾隆帝称赞。乾隆二十年（1755年），师克伊犁，并俘获达瓦齐。同年六月，准噶尔之乱被清军平息。
乾隆帝回想起上年决策用兵之时，文武百官均不支持，唯有傅恒赞成。特地颁谕，再次授傅恒为一等忠勇公。傅恒在平金川之役中已获一等忠勇公爵位，再次封公，实属殊典旷恩。对此，傅恒上疏力辞，并向皇上当面恳陈辞谢之意，再三再四，说到动情之处涕泪俱下，声称自己在金川之役中“叨封公爵已为过分”，执意谢绝再赐他一顶公爵桂冠。不久，乾隆帝将百名功臣画像陈列于紫光阁，傅恒荣居首位。
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陲云南。刘藻、杨应琚、明瑞前后三任云贵总督，因征缅战争先后自杀。一时间，朝廷内部人心惶惶。尚书、参赞大臣舒赫德，奉命赴西南边地永昌实地考察后，与新任云贵总督鄂宁联合上疏，提出征缅有办马、办粮、行军、转运、适应“五难”，认为清军征缅“实无胜算可操”，不宜继续对缅动武。
乾隆帝对不领会圣意的舒赫德严厉训斥，革去舒赫德尚书、参赞大臣之职，给予鄂宁降职处分，降补福建巡抚。而进缅剿匪的重任，最后落在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身上。
傅恒就是在三位云贵总督相继身败命裂，新任云贵总督翻身落马的情形下，执掌征缅帅印，拂着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早春二月的寒风，踏上西南征程的。
傅恒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三月入云南。四月抵达边城腾越。到达边境后，傅恒发现有个叫翁古山的地方，有许多参天大树，其中昼楠、夜槐两种树木是造船的上等材料；附近有个叫野牛坝的地方，凉爽无瘴，是个造船的好去处。
他一边命其子傅显率清军三千、湖广工匠四百六十余人秘密赶造战船，一边制定水陆并进、直捣缅甸都城阿瓦的军事计划。这一计划，正合乾隆之意，并给予充分肯定。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七月，傅恒祭纛誓师，兵发腾越，[17]对缅发动突袭，初战告捷。九月，野牛坝战船造成，清军水陆并进，击溃缅甸水军。十月，攻克前被缅军攻占的军事重镇新街。十一月，进攻老官屯。
老官屯是由北往南水陆交通咽，易守难攻，缅军设立木寨、水寨，据险坚抗，清军未能攻克。且这一带烟雾缭绕，湿度很大，水土恶劣，清军特别是久居北方的满洲兵身体很不适应，官兵染上瘴疠之疾纷纷病倒，有的甚至一命呜呼。
清军原有水陆军三万一千余人，死亡过半，遭受重创。傅显、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副都统永瑞、提督五福、叶相德等重要将领，均被恶性传染病夺去生命。主帅傅恒，也未能幸免，染上恶疾，腹泻一天比一天厉害，以致一病不起。
乾隆帝获悉大惊，颁谕令傅恒立即班师回京。碰巧缅甸国王、缅军主帅慑于清军兵威，也有罢兵乞和之意。决计撤兵、不愿将征缅战争再拖下去的乾隆帝，正好借机下了台阶，同意前方清军与缅方议和息战。
傅恒在接到缅甸国王乞降方物后宣布撤军，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回驻虎踞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二月，班师回朝。两个月后，傅恒病情恶化。七月十三日，傅恒病逝，未满五十岁。
盖棺定论，乾隆帝对傅恒一生予以充分肯定，亲登其府在灵前祭酒，并谕示丧礼按宗室镇国公规格bàn lǐ，赐谥号“文忠”。后来乾隆帝赋诗悼念傅恒，嘉许他为“社稷臣”。[23]嘉庆元年（1796年），推恩赠郡王衔，并配享太庙。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