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ng、duang、duang……’赵昺的话音刚落，化城寺的万斤铁钟被撞响，钟声圆润浑厚，在寂静的山中回荡。
钟既是法器，也是号令之器，。在僧众们斋粥下堂、参禅完毕、早晚巡视或吃茶下床的时候皆会鸣响。且佛经中解释，闻钟声能够祛除人生的一百零八种烦恼，从而使人清醒觉悟，获得安顺吉祥；再有的佛家偈语说：“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
还有的佛经中说，叩击闻听钟声，能够止息一切恶道诸苦，能够使一切众生“俱时得离苦”，使一切受难者得到解脱。又有的佛经中说，在鸣钟的时候，如果能够观想觉悟一切众生，就能得到更大的利益。而暮击佛钟则觉昏衢，疏冥昧，有开智通慧之用。
一百零八声钟声响过，众人都觉灵台一清。众人看向小皇帝，发现其双目微闭，似乎进入大和尚入定一般，知道他又‘神游天外’了。大家皆噤声，不敢打扰，而此时钹磬轻响，唱经声起，渺渺梵音在山谷中回响，真如坠身极乐世界一般。
王应麟回想着一路行来陛下的话语，他也深感当前做事有些束手束脚，可这种不自在并非皆来自小皇帝，而更多的压力却是来自于同僚和士人阶层，尤其是回到江南后这种感觉更甚。不仅有门生故旧向他求官，还有对朝廷政策的不满，希望他能劝谏陛下改变主意的。
对于这些事情，王应麟是不胜其扰，而从中他也明白整个儒士阶层已经堕落了，他们已经不是那个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注重气节、道德及社会责任的士大夫们了。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改变，读书参加科举只是为了当官，以从中谋取私利，也就是陛下所言失去了本心。
经世致用本为儒学的传统，也正是陛下所言，自汉后历朝之所以选择以儒治国，也正是如此。而一旦他们失去了价值，只顾自己团体的利益，必然会被抛弃。没有了皇权的庇护，儒士们必然会受到各方的打压，也就失去了发展壮大的土壤，为其他学派所取代，与九华山的道教被佛教‘驱逐’一样。
王应麟有这种危机感，绝非是自己吓自己。蒙元的例子就摆在眼前，他们将释道儒视为一体，剥夺了他们入仕的渠道，许多人失去了生活的根本。即便有些儒士得以进入蒙元朝廷，也被附庸，而每逢有变就会被各方势力打压，根本没有左右朝政的能力。
他清楚要维系当下‘士大夫治国’的局面，许多先贤已经给他们找出了答案，入仕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从而保障士大夫阶层的长远利益。但现下许多士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继承了汉唐诸儒多注重仁民爱物、休养生息，一遇富强言说，则斥之为霸术，不以圣人之徒相许，而对这个阶层的利益稍有改革时，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便群起而攻之。
另一方面，本朝由于推崇朱陆理学，其长于建树的理想人格，注重气节、道德及社会责任的修养。而短于经世治国，且利用自己占据高位的优势，党同伐异，打压其它学派，试图控制朝政，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不停的内斗和治国的无能，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以致民怨沸腾，国家贫弱，终亡于外敌。
还有要实现崇高的理想，终究是绕不过钱财这个选项的，百姓不会因为你的理想远大就会选择你，他们看中的是一家人得以温饱，田地中的收成。而正如国学中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圣人亦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可见圣人也对钱财的认识同样深刻。
对于一个国而言，钱财同样重要，正如小皇帝所言这乃是国之兴亡所系，国库中无钱无粮，何以养官、养兵，兴修水利，赈再济难，更谈不上造福百姓。且王应麟也相信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士大夫们，没有了钱粮同样束手无策，何况诸多官员并没有圣贤们的情操和觉悟，没有了薪俸也一样会心生怨恨，背离圣人的教训。
而今朝廷收复江南后，应该说基本摆脱了在琼州之时入不敷出的局面，可也只能说略有改善，勉强能够持平。此次北伐，军需消耗甚大，两年多的积蓄便荡然一空，还不得不靠超发纸币还维持财政的平衡，而后续建设所需依然巨大，也就难怪小皇帝要急于‘敛财’。
说实话，王应麟也清楚当前朝中的官员对于如何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不多，主要还是依靠夏秋两税及商税，但是在对土地的利用已经趋于饱和的状态下，难以再获得长足的增长。小皇帝在此时提出发展工商以增加商税收入应该是恰当其时的。
但是小皇帝‘重商’的想法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他们以为这是舍本逐末之举，将会破坏农业生产，使人为恶的恶政。而过去一直被理学派打压的事功学派，则对小皇帝的想法十分支持，他们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加之事功学派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且不纯粹讲究个人的心性修养的观点，可以说与小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再此争论不休的关键时刻，陛下选择事功学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应麟也意识到小皇帝让自己继续留任，主持革新的原因大半也在于此。但他也知道其中的风险，按照千年的传统，君王的职责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民是由官吏去管理的，百姓哪儿出了乱子，责任在官吏，官吏有贪渎腐败的行为，不能去责怪百姓。
本朝的儒士基于此学，常论“天下之乱系宰相”，也就是说出了差错，责任在于相，而不在于皇帝。王应麟对此十分明白，大宋历史上历次革新尽皆失败，即便有所改变，也并不完全，而主持革新的人下场往往凄惨，虽不至于丢了性命，但身败名裂，贬嫡致仕是免不了的。
王应麟看看似在闭目听经的小皇帝，眼神却逐渐坚毅起来，想想自己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一岁在衢州任主簿，任官的同时勤于读经史，三十四虽因文章优易和学问的广博，考上最难的博学宏词科，官至礼部尚书。而生不逢时，外有蒙元入侵，内有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主政，难展平生所学。
后来在临安陷落之后，王应麟投奔迁往琼州行朝，方得到重用，进而入相。想想自己如今已经六旬有余，尚觉未能一展自己的才华，而今若是放过这个机会，也只能致仕还乡。现下小皇帝勇于进取，立志革新，又意在挽留，自己又何惜此身，能够为国为民做些事情也算不负此生……
不知何时，赵昺已经‘还魂’，他偷眼打量王应麟，见其一副释然的表情，知其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理念，决心追随自己。再看谢枋得则是一脸平静如初，并无什么异状，不过对于用其当年其实颇有争议。
时有人称，谢枋得曾有‘从道不从君’之语。在参加进士考试时受抑，他不从还乡，可见他对皇帝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太皇太后谢氏命令各地臣民降元的诏书时，谢枋得并不服从。后来谢枋得谈到不遵太皇太后‘诏令’之事时，又曾言：君臣以义合者也，合则就，不合则去。从中可见，其对皇帝并非只是无条件的忠诚。因此有人以为不能对其予以重用，以免做出背君之事。
赵昺对此倒是不以为然，毕竟他是来自现代社会，在那会儿当老板的不仁不义，自己就可以义无反顾的辞职而去，甚至还可以举报其一把偷税漏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自己虽然没有‘背叛’老板，可以将其剩下的物资私下都给卖了，只是自己没有落到好处，还被困在船上了。
所以，赵昺觉得对其的‘忠君’态度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当皇帝代表民族和国家利益时，他自然会报以无限忠诚。而当皇帝的旨义与其恪守的思想不一致时，他也不会无条件服从皇帝的命令，可这也可以说其中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一旦他认同了自己的执政理念，便会报以无限忠诚，为自己出生入死而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