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chuán qí女土司——秦良玉》 第一章 怠朝政天子匿深宫，宠美色万历颁圣旨 03

    很快，万历就办法。

    万历十五年四月的这天早朝，待群臣山呼“万岁”刚毕，万历皇帝一开始就以自己前一段时间勤于政事，以致龙体欠安为由，病恹恹对朝中的大臣们说：“这些日子以来，朕忙于政务，实在是太疲惫了；更兼前日骑马摔伤了额头，如今更添了头晕目眩之症，以至于步履艰难、面目发胀，幸赖我大明如今四海承平，国家无事，朕想暂时歇息三五日，不知众卿以为如何？”万历皇帝的话音刚落，素来谨小慎微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很不识趣地出班问道：“皇上，你休息的这几日，朝廷上下的政务，军国大事该怎么处置呢？”万历闻言，立即沉下脸，在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直起身子冷冷地道：“你申时行也算是两朝老臣了，如今更是本朝的内阁首辅，这些还用问吗？！一切不都有定例么？”申时行闻言，自是满脸羞愧，一声不吭地忙忙地退了下来，却听万历皇帝继续说道：“朕歇息的这几日，早晚朝和日讲经筵也暂时停一停吧，让朕有时间好好调理调理身体，众卿以为如何？”

    对于封建时代的早朝晚朝我们一般都很熟悉，但何谓“日讲经筵”呢？说简单点，日讲经筵其实就是为了中国古代的皇帝们研读经史而举行的御前讲席，它是古代皇帝接受教育和知识的最重要的两种途径。“日讲”和“经筵”虽然都是皇帝接受教育和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是两者的地位却大不一样。“日讲”，顾名思义，乃是每日每天所讲，它是皇帝的讲官每天所讲，封建帝王每天都要学习的内容。日讲主要在皇宫的文华殿举行，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只用讲读官、内阁学士待班。与“日讲”不同，“经筵”无论是在场面，还是在典礼、仪式的隆重程度都远远高于前者。根据宋代制度：每年的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名曰春讲和秋讲。明承宋制，万历元年，内阁首辅导兼帝师张居正规定：每年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题请。简单的说，就是上学期九讲，下学期九讲，都有固定的日期。

    封建朝廷举行日讲经筵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封建统治的经验和教训。举行经筵的时候，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学士等都要到齐，由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国子监祭酒进讲经史。所以，举行“经筵”的场面一般都很大，典礼也很隆重。不过历朝历代皇帝不御经筵，自动放假的事，也并不是没有。但是万历皇帝在位的最初十年，却谈不上自动放假，因为他除了有一个要求极其严厉，一心要造就一个旷世名君的内阁首辅大臣兼帝师张居正之外，还有一个对他要求同样严格的母亲慈圣皇太后。而这两人，他都十分惧怕，尽管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明皇帝。可如今，张居正死了，两宫太后也已年老归政颐养天年了，万历皇帝早已经成为大明王朝真正的第一人了。

    没有了张居正，没有了皇太后，满朝文武大臣闻之又能如何，又敢如何呢？因为谁都知道，皇上乃是天子，乃是九五至尊，大明亿万子民的主子，万金之躯岂容有半点闪失？事关非常，有哪个朝臣敢担待这个责任？更何况当时万历皇帝还非常年轻，算上虚岁也不过二十五岁啊。来日方长，又何必在乎那三五天呢？然而，三五天过去了，万历没有露面；一个月过去了，万历还是没有露面；三五个月也过去，万历依旧没有丝毫露面的意思。这一下，朝廷之中不少的官员坐不住了，尤其是朝中的六道十三科的言官们，他们连连上书，言辞愈来愈激烈，更有几个胆大妄为之辈竟也搬出大明的祖制家法，请他务必临朝亲政，不然后果就异常严重云云……

    这一次，万历皇帝生气了，他真的生气了：我朱翊钧贵为大明天子，天下亿万生民之主，不就是躲进后宫享受了几天真正的帝王生活吗？你们时不时打扰我，我忍了也就罢了，怎么还逆天了不成？为此，在一个黑漆漆的晚上，万历特命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提督张诚亲将以申时行为首辅的内阁一干人等尽皆传至内廷，严厉斥责了一番，最后言道：“卿等身居内阁，官居一品，俱为朝廷辅弼之重臣，今后凡一般之事，汝等尽可依照朝廷定制斟酌而定，非是有万千紧要的军国大事，勿得来烦朕！”申时行等诺诺而退。但是，让万历皇帝没有想到的是，朝臣中竟然还有那么几个暴食虎胆之辈，直言上疏，甚至于直把万历的怠政归结到他贪念女色之上。尤其是官卑职微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那道《酒色财气四箴》的折子，更将万历的怠政，归为酒、色、财、气四个方面，直把万历气得暴跳如雷。人要脸，树要皮，更何况是堂堂一国之君。虽然雒于仁所言事实无假，但如此张扬叫万历如何为君为父？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堂堂大明天子的颜面何存？于是，一纸诏令从内廷传出，那几个暴食虎胆之辈，尤其是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无不在锦衣卫的廷杖下屁股开花。这些挨了廷杖屁股开花的大臣们，轻者可能丢官丧职，重者也可能当场死于非命，侥幸活下来的亦多有残废。万历本想以残酷的廷杖，大明王朝对付朝廷大小官员的不二法宝来禁绝内外悠悠众口，但他想错了，彻底想错了。死或残，固然可怕，但朝臣们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逻辑：如果因为直谏皇上，蔑视皇威或死或残，残却能名震天下，死亦可万古流芳，永垂竹帛。因此，冒险进谏者大有人在。渐渐地，万历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到最后，厌烦已极的万历干脆将所有奏章一概扣留宫中不发，绝少过问了。

    当然，客观公正地讲，万历的怠政，倒也绝非什么事都不管。毕竟，他还是大明王朝的皇帝，大明亿万子民的天子。只不过，作为大明帝国的皇帝，万历对于大明王朝军国要务的管理不再是天下朝臣士子所期望的朝堂“召对”，而更多的则是躲进深宫大内之中以“圣谕”的形式经司礼监直接发布给内阁的阁臣，然而再由内阁传之于六部九卿大理寺都察院，十三道御史，以及两京十三省布政使及其所辖的各府州县衙门。

    如此一来，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耳根果然是清净了，他终于可以放手干着自己喜欢的事了。令人称奇的是，作为帝国权力的核心，大明王朝的皇帝虽然“bà gōng”了，但是帝国却依然在运转着。当然，这份功劳追溯起来，实在应该归功于万历皇帝有两个好的祖宗，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是他们设立的外朝的内阁，内朝的二十四衙门，让处于帝国权力核心的皇帝暂时的bà gōng成为可能。然而，正所谓是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如此一来，虽然是闲了大明朝的皇帝，但也正是在这帝国暂时的权力真空之下最终才造就了大明王朝一个接一个的巨奸大阉。纵观历史，但凡是宦官为祸专权的时代，一定都是政治上最黑暗、最腐朽、最反动的时代，东汉末年如此，唐朝末年亦如此，大明王朝自然也不会例外。对此，大明王朝的建立者，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干政的危害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立国之初，他就曾说，此辈之中良善者千百难有一二，而作恶者却有千百。然而，即便是如此，深处权力之巅的封建帝王们却一刻也离不开服侍在身边的宦官，这同样也包括了朱元璋自己。从根本上来说，宦官制度本身就是在封建皇权制度的庇护下孕育而出的怪胎。换言之，只要封建皇权制度存在，宦官制度就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在明朝历代帝王的眼中，即便是真把自己的皇权暂时交给身边的宦官太监总比交给朝中的文武大臣，甚至是外戚要好多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宦官和太监再怎么说毕竟是自己身边的人。况且，他们大多无儿无女，对自己也更为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