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郑泰和荀攸的反对，因为种种原因，很快就淹没在朝廷一边倒的嘻笑批判声中。害怕刘范极了的朝廷，马不停蹄地加快了对流民的遣送。朝廷严令所有境内有流民的州郡，必须加紧把流民赶走。为了加快速度，朝廷让州郡把治下的流民编成徭役队伍，让小吏押送流民往西边赶着去。
朝廷配合西凉，要把全天下的流民都送往西凉，这一政策一经颁布，可谓是使全天下皆大欢喜，奔走相告。听闻祸水东引政策，顿时全天下的人，很少有不为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的。
早在黄巾起义之前，天下就布满了流民。一个是因为十常侍的爪牙遍布天下，凭借十常侍控制了汉灵帝刘宏，而虐害百姓，致使百姓卖儿卖女，之后没有什么能卖了，只能流离失所；一个是因为世家大族贪婪地侵吞田地，迫害百姓为其徒附奴婢，让天下出现了富者阡陌纵横，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形势。百万流民们流离失所，朝廷非但无力救助安置，还处处提防流民们掀起民变，黄巾余孽卷土重来。在这样的情形下，流民早就想找个安身之所安置下来。虽然凉州很远，但朝廷肯出粮出力，流民们对于前往西州之地，还是抱着憧憬的。
而各个州郡的官僚更是庆幸不已，特别是豫州和青州。这两个州是黄巾余孽和流民最多的州。这些人严重威胁到豫州和青州的安全，甚至二州之城邑随时都有可能会被他们所攻占。此二州和其他的州郡的官吏，早就想把流民们都给赶走，也好让他们歇歇脚，不用再为造反担惊受怕，疲于应付。朝廷这次突然英明伟大了一回，又让各州郡的长吏们精神为之一振。故而，各个州郡的官吏无不把安排流民西迁，当成了头等大事看待。流民缺乏西迁路上所需粮草，而朝廷有时又不能准时把粮草运来。各州郡为了赶紧把流民这个*送走，甚至不惜跌份地去借治内世家的粮草。
各世家为了防范流民，都住进了自家的坞堡里。这就是东汉以来盛行坞堡制的原因之一。世家大族还蓄养了为数不少的私兵，就是害怕饿坏了的流民，会如同风卷残云般的抢劫世家。对于朝廷的政令，平时都对朝廷的税收和度田令皆阳奉阴违的世家大族，纷纷积极主动的配合。不用州郡官吏对流民的救助，他们就主动给西迁流民送去大量的粮草，以期这些乱匪赶紧远离中原。
一时之间，原本纷乱的东汉统治之下，瞬间所有人都被这个皆大欢喜的政策紧紧地聚集在了一起。所有人都乐意听从朝廷的指挥，生怕哪里做的不对，对流民西迁这件事造成不利的影响。要说这天下开始有分崩离析的兆头，也是从朝廷开始的。因为朝廷内部就先分崩离析，分成外戚和宦官两党。戚宦之争，这一严重的政治乱象，自从东汉开国以来就延绵不绝。但在朝廷实施祸水东引战略，下令流民西迁时，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却和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宦官集团心有灵犀地休战了。
两党也都不是傻子，知道现在刘范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不先削弱甚至铲除刘范，两党最终也是在劫难逃。而削弱刘范的方法，就目前来看，只有流民西迁、祸水东引这一条。所以，恨透了刘范的张让和何进，自然要放下过往，携起手来，同仇敌忾地报复刘范。可是他们报复刘范的方法很简单，就只有勤奋地处理政事，领导朝廷大臣们和州郡官吏们安排好西迁事宜。
两党不甘示弱，又在处理西迁事宜上暗中争斗起来了。他们争斗的方式就是，比一比谁的爪牙更勤政。两党不仅在权力的最高峰——朝廷争得你死我活，还要拉拢州郡势力为他们摇旗呐喊。同朝廷一样，天下十三州中确切掌握在朝廷手里的十个州，均匀错落地分布着两党的爪牙。所以，他们的争斗就在于，看谁掌握的州郡迁出的流民最多。
迁出的流民谁最多，不言而喻，就代表着哪一党对朝廷、对天下、对汉室社稷贡献最大。贡献最大的一党，自然就在朝廷更有话语权。胜出的一方，自然就有权撰升在州郡的势力入朝为官了。如此，西迁事宜演变成了两党争权的一个触发器。而且失败的一方，自然心理上就会对另一方有一种畏惧感。这也是一个展示谁在州郡上的势力最大的一次良机。在州郡的势力强，就意味着一旦在朝廷内部发生什么重大变故，还可以以州郡势力引以为外援。多一层防护，多一个保险。
于是，戚宦之争从此以后变得更加积极向上有正能量，也让黑暗**的东汉政局多了一分幽默诙谐之意。以前戚宦之争不外乎是流血的政变，现在在西迁事宜上，政斗却变成了一件利于江山社稷，利于千秋万代的大好事。因为何进和张让、赵忠都卯足了劲要把拖累国家的流民给塞到刘范手里，谁也不肯让着谁。
尤其是张让和赵忠等十常侍，对于西迁事宜远比何进要上心。他们深知宦官的劣势，那就是被天下人瞧不起，也很少有官吏肯向他们这些阉竖低头。在朝廷，自然现在是十常侍略显优势，因为皇帝都听他们的；在州郡，则是何进猖獗之地。虽然何进是个杀猪出身，但也好歹比阉人高贵一些。州郡长吏多是世家子弟充任，自然更倾向于何进。
州郡势力的单薄，促使十常侍集团只能通过比何进更勤奋，如此方能扳回一成。如赵忠，甚至不惜罢免了他的侄子的太守之位，只因他的侄子误了征发流民西迁三天。其余的中常侍，也多次斥责办事不利的鹰犬。但由于何进在州郡的势力太庞大了，十常侍都不准壮士断腕，也还是输了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