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 第一四六章 一刀砍下

    关卓凡认为，新疆地域广袤，远过陕、甘，我军入疆之后，分进合击，各军之间，距离甚远，在没有架设电报线路的情况下，彼此联络不易，是很难进行统一指挥的，“如心使臂、如臂使指”，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若定大宛距中国当时的统治中心长安，足足有万里之遥！

    第二次征伐大宛，汉武帝的准备工作就做得十分夸张了：

    “赦囚徒寇盗，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

    还有，“益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天下七科谪，及载糒给2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

    从这些简单的记载中，我们很难准确统计出，第二次伐宛，到底投入了多少的人力、物力，但基本可以肯定，大半个中国。都被翻了一遍。

    于是，这一次，2师同学赢了，砍掉了大宛国王的脑袋，带回了三千余匹骏马，其中，包括几十匹所谓的“汗血宝马”。

    武帝雄才大略，但办事情一向不经济，没什么投入产出比的概念，大舅子李广利又是一个庸才，如果换一对君臣来办这个事儿，譬如宣帝和赵充国，未必

    因此，左宗棠对关卓凡“进军新疆，粮秣不乏，子药不匮，转运不绝，实为胜负之第一要务”的见解，是高度认同的，慎重考虑之后，他接受了关卓凡的意见，自己留在肃州，全盘统筹粮运军需，各军入疆后的作战指挥，委托给了“总理各营营务”的展东禄，并郑重声明，展东禄“相机办理”，他“不为遥制”。

    不过，进军新疆的整体作战计划，是在入疆前的军事会议上就定下来了的，一共两条原则：一，先北后南，即先定北疆，再克南疆；二，先迟后，缓行战。

    先北后南，是因为：

    第一，从甘肃入疆，北疆的路，比南疆的路，要好走许多。

    第二，朝廷在北疆，还有几个据点，西征大军入疆之后。可以有所接应。

    第三，北疆的敌人，比南疆的弱，更易打一个“开门红”出来。这入疆第一战。对双方都是很紧要的，我军的士气不必说了，南疆的阿古柏，刚刚削平异己，国内人心未定。北疆拿下来了，他那个“哲德沙尔汗国”，自然更加人心浮动，这个时候，由北而南地打下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至于“先迟后，缓行战”，所谓“迟”，所谓“缓”，都是指。作战部队和辎重粮路之间，决不可两相隔绝，粮秣子药没有跟上来，作战部队宁肯停下来等候补给，即，宁肯“迟”，宁肯“缓”，也不可冒进。不然，失去后继的补给，就算一时得势。接下来，在新疆那种地理环境中，也几乎意味着陷入了绝境。

    这个“迟”，这个“缓”。亦指作战之前，须对敌情和战场环境进行详尽的调查，做出周密的部署，谋定而后动。

    一切准备妥当，正式实施作战的时候，就要“”了。即火力全开，予敌军雷霆猛击，务求一战全歼，不要打成添油战，也不要打成击溃战——原因呢，前面其实已经说过了，因为后勤补给的缘故，在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中，长距离追击，将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总之，这个“先迟后，缓行战”，强调战前准备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后勤保障的重要性。

    让我们来看看，关卓凡和左宗棠两个，是如何如文祥所说，“军粮转运，万里不匮。遍读史书，历朝历代，用兵西域，军粮供给，无一时绝，无一日乏，如是次进军新疆者，前所未见！”

    要做到“军粮转运，万里不匮”、“无一时绝，无一日乏”，说一千，道一万，摆在第一位的，是一个“钱”字。

    不同于现代军队的军费开支、后勤保障，这个时代的中国，作为方面统帅，最主要的工作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两个字去掉——是自己替自己筹集、争取军费，有时候，这个工作，甚至比指挥作战还要重要。

    洪杨乱起，几仗下来，国库就见了底儿了，从那个时候起，支撑中**队大小规模军事行动的，就变成了“协饷”，即不经过中央，各省直接向某支军队解付钱粮。

    协饷数量的多少，原则上和省份的贫富程度挂钩，但具体的数目，朝廷一般只在省份和军队之间做协调的工作，少做硬性的规定——事实上，你就算做了硬性的规定，人家两手一摊，说俺就是没有钱，朝廷也没有法子。

    对于朝廷来说，能保证各省的“京饷”按时、如数到位，就很好了——皇家的开支、百官的俸禄，全靠这笔“京饷”呢。

    既然在“上头”那里，“协饷”比不得“京饷”，军队的统帅就不能指望朝廷了，就得自己出面，同各省督抚套交情、拉关系，第一，保证已经商定的“协饷”，按时、如数到位；第二，游说对方，提高本省“协饷”的额度。

    “协饷”制度，为敉平洪杨之乱及之后的历次军事行动，提供了基本的财政支持，但是，这个制度的副作用，却是极其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的“老板”，由中央政府，变成了地方政府——原因非常简单，给我工资的，是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

    地方由此坐大，军队由此离心。

    “协饷”制度是中央财政匮乏的“便宜之举”，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不能继续饮鸩止渴了。

    不然，谈何中央集权？谈何……“大事”？

    关卓凡下定决心，从收复新疆开始，把这个格局彻底地扭转过来。

    取消“协饷”，暂时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这笔钱，地方不掏，就得朝廷来掏，在对现有的财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之前，叫朝廷来掏这笔钱，不论是阎敬铭的户部，还是郭嵩焘的顾委会，都还是很吃力的。

    财税改革，那是伤筋动骨的事情，目下，尚未到条件成熟的时候。

    关卓凡能做到的，是切断军队统帅和“协饷”的直接的联系。

    这一刀，就从左宗棠西征始。

    前文有过交代，西征的军费，是关卓凡安排、胡雪岩经办的“借洋债”。

    经过一番折冲，出借这笔款子的银团，领衔的银行，由英国人的汇丰银行，换成了关卓凡做幕后老板的花旗银行。不过，领衔的银行虽然换了，但担保条件并没有变：依然是由中国各地的海关做担保人，向银团开具“印票”，然后，各省的“协饷”解给海关，由海关代为还款。

    这样的安排，好处多多。

    第一，银团不必担心收不到还款，海关的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各地海关的税务司也大多由洋人担任，海关的“印票”，银行是信得过的。

    第二，各省的“协饷”解给海关，而非直接解给西征大军，左宗棠呢，是从银行拿钱，而非从各省督抚那儿拿钱，“协饷”虽然还是“协饷”，却不和左宗棠生直接的关系。

    如此一来，军队统帅和“协饷”的联系，便被切断了。

    这一刀砍了下来，别人不说，左宗棠本人，可是以手加额！

    左宗棠一向自称“生平以用饷为忧，争饷为耻”——这个话，半真半假，“以用饷为忧”是真的，以“争饷为耻”，就不见的了，若真的以“争饷为耻”，就不会“英雄欺人”，为了广东的饷源，将儿女亲家郭嵩焘，从粤抚的位子上挤走了。

    不过，那是“争饷”，更多的时候，是“求饷”，不但要向督抚求，还得向藩司求，俺这个陕甘总督、三等侯，论爵衔，早已是品了，却还要向从二品的的藩司赔笑脸，那是什么味道？

    求到了还好说，问题是那帮子鸟人，一个个“深藏若虚”，常常是求来求去，啥也没求着，白腆了俺这张老脸了！

    现在，好，好，痛快，痛快！

    当然，关卓凡这么做，朝廷的责任——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责任——就重了，原先军队统帅和督抚们扯的皮，就该他自己去扯了，不然，协饷不能按时、如数解给海关，洋税务司们可就有意见了。

    不过，关卓凡不打算扯什么皮，他的对策很简单，将“协饷”调升到和“京饷”一个地位，不能按时、如数解交的，该降级的降级，该撤职的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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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一百字大章奉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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