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父生于清同治年间的1869年,卒于1940年。我未赶上见到他,但他对刘氏家族的影响之大无处不在。曾祖虽早已远去,但我幼小时常听父辈们提起,言语间充满了崇敬之情。曾祖是个有点文化的人,粗通文墨,并且脑子相当好使。曾祖叫刘喜官,按家谱辈份叫这么个名,其实他一点也不喜欢当官的。曾祖没有将他的聪明才智用于追逐仕途或赚取钱财上,而是甘于清贫,过清淡的日子,但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精神上的财富。据说,曾祖的话很有哲理性,被我的父辈们常常拿来引用,或教育后人。我为何不提祖辈,那是另有原因。有次伯伯提起,曾祖父曾说过,人的寿命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的,而是像裁衣服一样根据所作所为随时在裁,以此来劝人为善。
最崇拜曾祖的是我一个堂伯伯,他在解放时参加工作,能说会道,是个很能干的人。每当说起社会现状,无不感叹世风日下,今不如昔,每当举例都会提起曾祖父。也许是这位伯伯的父亲早死,启蒙教育直接受之于他的爷爷,即我的曾祖的缘故吧。这位伯伯对曾祖父的描述有点神乎其神,我在幼时就听他讲,曾祖临死前曾说,三天后他要来看自己的**,死去三天后的一个夜晚,奔丧的人们果然发现曾祖遗体抖动,好像快要坐起来了,吓得人们都跑了出去。我听了这个故事很害怕。
我家祖上原籍山西洪洞,明洪武年间迁来凉州,已有六百多年。曾祖生于武威张义堡,口头传下来的家史说,曾祖是幼子,有两位兄长,由于生活所迫,一位走了皋兰,一位不知所往。曾祖不是长子,从高祖母和曾祖相差三十八岁的年龄上推断,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很早以前,我的各位祖先去世后,当时都曾有木刻的神主记载生卒年及子嗣等情况,可惜当时无人曾留意这些。我的父辈们在文革期间怕受连累,将积累起来的历代祖先的神主装进一背兜里,背上山烧了。从此,家谱上只记录了高祖母及曾祖以后的事,以前的就不得而知了。这对我的家族历史是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不记得倒也好,以免背上家族历史上沉痛而深重的包袱。
但是,当我翻开曾祖这一页时,就感到沉重得透不过气来。常言道:人生有三大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三大不幸全让我的曾祖父遇上了。
曾祖的父亲是何时离世的,没有确切的记载。据说是在曾祖十岁左右,这是曾祖人生道路上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曾祖虽有两位兄长,但不久就各奔东西。赡养母亲的义务落在曾祖一人身上。曾祖后来成了家,随着四个孩子的出生,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时光进入二十世纪,上世纪初,清王朝风雨飘摇,**不堪,剥削和欺诈横行,民不聊生。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这时,曾祖母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这是曾祖经历的人生第二次打击。这时的曾祖才三十多岁,还算不上是中年。爷爷是曾祖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也才四岁。年轻时死了妻子,对于当今某些做官为宦者或财大气粗者来说,是个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对于穷苦人来讲,如天塌地陷。曾祖对此欲哭无泪,从此终身未再娶。
扶老携幼的日子过了一段,实在过不下去,就只好携家走上逃难的路,曾祖携家带口一路向东而来,翻越乌鞘岭,在与岔口驿一河之隔的叫周家窑的村子里暂且落了脚。日子过得尚且如此,但笃信道教的曾祖在逃荒路上还要每逢寺庙就要烧香,甚至还要在庙上住上一两天。从张义到岔口驿区区不过百公里,携家带口却走得十分费劲,加上曾祖沿途磕头烧香,整整花了一个多月。那时候就是走上一年也不稀奇,天下乌鸦一般黑,到那里都不一样?且不知目的地究竟在何方,即使知道落脚地,前面也不会有金银财宝等着你。这年确切些说是1905年,这时曾祖的母亲已有七十多岁了。未过几年,我的高祖母在八十一岁时去世,这时已到辛亥革命之年。
新的环境并没有带来生活上的根本变化。无法想象出曾祖是怎样赡养他的老母和拉扯几个孩子的。事实上经过了十分艰苦的努力,孩子总算拉扯得大了。都先后娶亲,这对于步入老年的曾祖来说,应该是功成了。但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里的短短几年里,四个儿子中有三个先后离开人世。首先是三儿娶亲后还未生下一男半女,就在一个冬季里出门做活时被冻死了。但是被我们称为三爷的人只活了二十多岁。三奶奶只好走人。接着是我们后来称作大祖父的得病死了,什么病?无从考证,头痛感冒肺结核病都有可能要命。古人说:人活五十,不算寿夭。大祖父也才三十六岁,留下了两个儿子,即幸存的老大和老六。好在大祖母未挪一步,厮守着两个儿子和一份家业,从三十多岁守寡至七十多岁离世。再接下来是我们的二爷的殒去,留下一儿一女,二祖母也另嫁他人。原来大祖母和这个二祖母是亲姊妹俩嫁了弟兄俩。因为这层关系,改嫁后的二祖母被刘家人仍称作姑奶奶,本人也未离开那个村子,在那一家又有儿女,活到了八十多岁,我是在上中学时有一年春节有幸见过的。
且说曾祖的四个儿中只剩下了老四,即我的祖父。曾祖在晚年时生活已十分凄凉,但我的祖父年轻时并不怎样安份,也不老老实实地去耕种自己的田地,而是喜欢到外面游逛,结交了一些出门在外的人,一去许多天不见踪影,这让曾祖十分放心不下。祖父在外游荡多年后,拜师学起了毡活,后来成为一个毡匠。那时家家炕上都用毡,擀毡确实是个不错的行当,多少也算是个手艺人了。那时祖父已有了三个孩子,我伯伯,姑姑和我父亲。父亲出生后,祖父变得恋家了,也将散漫的心收回不少,总算是顾家了。但为了生计,常常出门在外。
祖父在一次出远门后,曾祖突然病倒,接着转危。曾祖迫切需要招祖父回来,但一时哪里去找。祖父是曾祖在阳世上的唯一念想了。经过一次比一次沉重打击的曾祖更加思念这个仅存的小儿子。曾祖已处于弥留之际,天天盼,天天念叨也无济于事,这使得曾祖一口气落不下,求**,求生不能。乡亲们看到这一幕也悲痛不已。这时邻人忽生一计,让村中一青年名叫王成娃者冒充我祖父去面见曾祖,好让他放心离去。这一招果然见效。曾祖已认不出来人是谁了,王成娃近前叫了几声“爹”,曾祖慢慢睁开眼问是谁,答道:是你的老四啊!曾祖拉过来人的手握住,一股清泪夺眶而出,头一歪,去了。
曾祖活了七十二岁,他是从高祖以来到祖父辈中男性中活得岁数最大的,但一生中痛苦也是最多的。曾祖死后,葬在一处叫黄草川的地方,这里视野较开阔,草木茂盛,是曾祖生前亲自为自己选定的墓地。我特别提到这块墓地,是因为后来许多的事情由此引发。
相传,曾祖会看风水,他选的墓地可保后辈平安,既不让你升官发财,也不会让你穷困潦倒而饿死。既不会有大人物出现,也不会有坑蒙拐骗鸡鸣狗盗之辈产生。因曾祖一再教导晚辈,不要去做官,你要是做官肯定不说实话,玩弄权术去摆布别人;不要去做生意,做生意时你肯定会缺斤少两,偷梁换柱去追求利益。后辈遵循了这一遗教,倒也平安。但自解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使后辈们对曾祖倡导的为人哲学产生了怀疑。
我的那个本家的伯伯,即大祖父的第六子,在当地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口齿伶俐,拳脚利索,在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时曾带过路,后参加剿匪,历任乡长,剿匪反霸工作组长,县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前途的人却受所谓亲属历史问题的影响,未被重用。不仅如此,而且先后在1958年和文革中两次被下放,劳动改造。赋闲在家多年,后平反恢复工作。
后来,家族中又有几个步入仕途,都因各种原因没有大的发展。再说进入商界做生意的几位,也曾红火过,但好景不长,终遭人暗算。仔细想来,正应了曾祖的遗训。正人君子是做到了,吃亏受穷是现实。痛定思痛,认为改变这种现状,不能再相信老祖宗的话。但老祖宗死了几十年,并无妨碍谁。于是就想到曾祖的这块墓地是不是把后人们给压住了。我从小就听父辈们说过,提议将曾祖的坟挪个地方,但最终谁也不敢去动一动曾祖的墓。也未必要动。于是我的父辈们又想出各种办法去寻求做官的坟,发财的坟。最先起来行动的也是我那在家族中曾最早参加工作,几起几落,最风光的伯伯,也是对曾祖最崇拜的。他首先雇来几头毛驴,驮上一个有名的神汉,扬风搅雪天漫山遍洼去找官坟。再后来,我的堂兄们也各自找了许多的好坟地,在等待好运来。如果曾祖在生前将失去亲人视作是一种悲痛的话,现在地下得知后辈们为升官发财如此这般,就该是一种彻骨的痛了。
曾祖的墓还在黄草川上,已显得孤零零地了。做伴的只有干枯的荒草和无尽的北风。好在曾祖会守住那一份清静,坚守做人的那一份品德。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祖也成为一种做人的象征在后辈中不断传说。
2009-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