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做皇帝时，刘聪在意的是建功立业，官位高升。当了皇帝后的刘聪在意的却是君王的尊严，丢掉的面子必须挽回，不然自己都不好意思高高在上接受众人朝拜。
继位刚刚三个月，刘聪即再一次发兵南征。
没有御驾亲征，需要统筹全局的皇帝本不需要御驾亲征。又或许，刘聪觉得还是皇宫里的温柔乡更舒服些，当了皇帝后马上新娶了好多老婆，真是忙不开！领兵出征的是他的族弟刘曜、东莱公王弥以及其儿子河内王刘粲（下一代皇帝）。
两次南征的失败并不是没有价值，刘聪用亲身经历为这些将领换回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先去屏蔽，剪羽翼，然后再进攻光秃秃的洛阳。
作为晋朝的首都，洛阳一旦受到攻击，四方勤王之师必然闻风而动，甚尔朝发夕至。一朝不克，则大军云集，攻击部队被包了饺子吃掉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刘聪就深受其害，本来是专程打洛阳的，却总是和洛阳周边的援军纠缠不清。最近时距离洛阳城只有三四里远，可是就这三四里远的路程，走了一个多月也没摸到城墙根下，一顿蹉跎之后，空耗军力和时间，最终只能打道回府。
这一次南征大军的任务：攻取洛阳周边的郡县，切断洛阳补给线，断绝洛阳与周边各地驻军联系，彻底将洛阳孤立。然后对其展开进攻。
时过境迁，此时的洛阳早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早在10年春，那时候，刘渊还没死，刘聪刚刚撤军回国不久，但匈奴汉国进攻的脚步没有因失败而停止，撤退途中打了败仗的王弥依然威猛，他的部将曹嶷从大梁东进，打破东平（今属山东），进攻琅邪（今山东临沂北）；石勒在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渡黄河南向，与王弥会师后，又攻略徐、豫、兖三州辖境，先破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后又杀晋兖州刺史袁孚，再渡黄河而北，攻打冀州各郡。
此时洛阳以东的大部分地区早已是残破不堪，各地自顾不暇，青州刺史苟晞和豫州刺史冯嵩虽然有较强实力，但是与在洛阳当权的东海王司马越不和，不敢轻动。而且，苟晞还面临日益迫近的曹嶷，更不可能发兵去支援洛阳。整个洛阳以东的援军，大晋朝是指望不上了，而敌军却在日夜迫近。
于此同时，在洛阳之南，又发生了新的变乱。
在洛阳南部地区，西晋朝廷想要在南阳地界的雍州流民回乡，可流民因关中残破，不愿回去，政府遂定下期限，发兵遣送。矛盾由此而生，流民想要活下去，朝廷却只要安定，能收得上税，哪里去管他们的死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自古以来铁打的道理，京兆人王如、侯脱和冯翊等人分别聚众反抗，起兵攻打城镇，杀死地方官吏，到10年秋天，这几支军队已各有数万之众，横扫洛阳南部地区。
等到南征大军与石勒军队会师并在洛阳以西的渑池击败晋将裴邈，晋军在西边也再没了有力抵抗。南征大军趁机直入洛川，掳掠梁、陈、汝南、颍川之间大片土地，并攻陷一百多个壁垒。完成了既定的战略任务。
至此，西晋首都洛阳成了一座包围在战火之中的孤城。
如果早这样打，刘聪会赢吗？我认为不会，桃子必须等到熟透了才会掉下。大晋帝国，必须等到连根上都烂得彻底才会被推倒。在新兴的匈奴汉国面前，大晋帝国始终是庞大的，即使经历了八王之乱的内讧。如果大晋从此安定团结，灭掉一个匈奴汉国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惜，中国人的智慧，都在内斗上，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也不会伸出和平之手，共御外辱。在互相的勾心斗角中，坐看着大好河山沦陷，坐视局势糜烂而无动于衷。
然后，大家一起去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