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更加混乱，洛阳城内的大晋朝臣们没有什么应对。
外有大军压境，城内缺吃少喝人心浮动；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大权独揽，晋怀帝如同他手上的一只木偶；整个朝廷上下离心离德，数年间坐视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迅速崛起，走向强大，拿不出有效可行的方案以救国家于水火。
忘了说了，晋惠帝司马衷已经于07年去世，原因是司马越实在看他不顺眼，就把他给毒死了，换了个皇帝继续做傀儡。这种事司马衷是很有经验地，从一登基继位就开始，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司马越想换人，继任的就是晋怀帝司马炽。
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洛阳城，处处弥漫着亡国的气息。
救世之臣，百年不得一遇。危机中的大晋没有福气碰到那样一个能够挽狂澜于即倒的一代英杰，或许曾出现过，但被司马伦、司马越之流扼杀在摇篮里，湮灭在茫茫人海中，连个泡都没来得及冒一下，就已经被八王之乱的连年战火烧的粉身碎骨。或许只是某个士兵不经意间的挥刀，就要了那位旷世奇才的命。
救世之臣是指望不上了，但救时之臣还是有的，像在晋阳地区与匈奴汉国作战的刘琨，青州刺史苟晞，都堪称为晋朝最后的救命稻草。但苟晞和司马越不是一个阵地的战友，司马越不敢用。刘琨关于“借晋北鲜卑拓跋琦卢之兵，联络各方，共讨刘聪、石勒”的计策因司马越不敢用人而搁置。
借用鲜卑军队参战是会带来新问题的，引狼入室的问题。打完了仗，人家要是赖着不走怎么办？可更大的问题是，如果家都丢了，哪里还管什么入不入室！记得有一部关于战场救护的书这样说到：战场上对伤员的急救，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让伤员们活下来。只有活下来，之后我们才能继续谈后遗症，谈伤残。
总之，这个在当时还算不错的主意被司马越否决了。不是因为后遗症，而是因为对自己家将军的猜忌之心。
晋怀帝司马炽命令各地勤王的诏书如纸片一般撒出，也如纸片一般没人在意。司马炽还是很在意国家存亡的，应该说是很在意自己的性命。他曾凄楚哀怜、窘相毕现的叮嘱使者要告诉各地守臣、将领：现在还可来救，再晚就等不及了！只是，当家的是司马越。没人在意傀儡皇帝的命令，因为他是傀儡；没人愿听司马越的命令，因为他不是皇帝。
洛阳，没人管了。
古人曰过：君劳臣辱，君辱臣死！那时那地，满朝文武，没有人因为晋怀帝的处境感到羞愧，更不要提“死”这个字眼。连年的动乱和奸臣当道，大臣们看惯了兴衰更替，抓紧回家收拾金银细软，带上老婆孩子，准备跑路。什么“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的大道理，即使听过，也要把它选择性遗忘。
当时，只有两人愿意赴难效命。一个是襄阳山简（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之子），另一位是荆州王澄。山简的兵马出了襄阳没多久就被流民王如击败，王澄的军队听得山简兵败，不战自溃。
这是仅有的两路援军，连匈奴汉国正规军的面都没见着就大败而回。并且，一退再退，连原来的地盘都守住不得。
曾经的曹魏，仅靠着中原半壁江山，灭匈奴、平乌桓，虎视何雄哉！曾经的蜀汉，偏安西南一隅，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打得司马懿丢盔弃甲，司马昭魂飞魄散。曾经的东吴，坐断东南战未休，生子当如孙仲谋。碧眼儿的江山如铁打铜铸一般。
这些国家，事实上都被大晋给灭了（包括蜀汉）。可是一统天下的大晋帝国，区区三十年后，竟然孱弱到连匈奴都奈何不得，反倒是面临着亡国地威胁。不得不发人深省！为什么烂得这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