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 第12节

    ，对外一直挂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牌子。

    这是一支专业从事细菌战的部队，对于这群魔鬼来说，世上没有什么他们不能干或干不出来的事。关东军司令官植田等人则鬼迷心窍，把“石井部队”和细菌战当成了战胜苏军的秘密武器。

    毋庸讳言，“七三一”属于变态部队，有“日本细菌战之父”称号的部队长石井四郎大佐更无异于一个变态撒旦，他到前线之后就怂恿小松原，尽快用炮击或飞机布撒的方式，向苏军展开细菌战。

    听说要发射细菌弹，小松原一个劲摇头：你这边放炮，他那边必然要还击，万一把堆在阵地上的细菌弹都给打爆了，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

    飞机布撒的话，难度更高，自从空袭塔木斯克基地后，苏军的防空措施做得十分严密，飞机要是飞过哈拉哈河并投弹的话，十有**会被高射炮或对方战机给干下来。

    小松原想吃包子又怕烫着，石井便只好动用“七三一”部队，实施人工布撒。

    事前，石井向诺门罕地区的所有日军部队发布通知：“从此时起，不准饮用河水，因为河水可能已被污染。”随后，日军一线部队开始启用石井带来的“石井滤水器”和“石井滤水车”。这两个东西都是石井的发明，用以把污水转换成饮用水，可以部分解决士兵在野外作战时的用水困难，它们大概算是“七三一”部队唯一正常的发明了。

    与此同时，石井秘密派出了一支由细菌专家和骨干组成的“玉碎部队”。“玉碎部队”在出发前都写了血书，发誓无论成败都不泄露任何机密。

    趁着黄昏时分，“玉碎部队”悄悄地摸进哈拉哈河上游，确认对岸没有任何动静后，他们才划着两只事先准备好的充气橡皮舟前往河中央。

    橡皮舟上装着金属桶，桶里全是鼠疫等烈性传染病菌。这些家伙把盖子打开，将细菌全部撒进河中，整个哈拉哈河上游完全被细菌所污染。

    干完这些令人发指的勾当，植田、小松原和石井就坐在营中，一心等待探马送来苏蒙军遭受细菌战攻袭，然后纷纷躺倒的情报。

    可是他们失望了，苏蒙军一点没事。

    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苏联早已在远东建立了复杂而严密的情报网络，通过苏联特工的侦察和抗联的配合，朱可夫已经提前掌握了关东军将在诺门罕实施细菌战的绝密情报。

    在“七三一”部队到达诺门罕之前，朱可夫就向部队下达了细菌战防护命令，并进行了防护演习。苏军还专门从后方铺设了数条输水管线，借以保障部队的饮水需要，他们根本就用不着去喝没有安全保障的河水。

    最后被细菌“麻翻”的有，而且很多，不过不是苏蒙军，而是日军自己。

    虽然日军各部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为了保密需要，他们又不敢把这件事说得太清楚，结果仍有士兵偷偷地去喝河水。于是，小松原接二连三地收到许多非战斗减员的报告，有的甚至是整个中队都成建制失去了战斗力。不了解内幕的部队长们一头雾水地向他报告，争相讲述士兵发生“怪病”的事。

    石井把事情弄砸，还得小松原出面给他擦屁股。小松原耷拉着一张苦脸，把屎盆子扣到了苏军身上，说是苏军对水源地下了毒，“水中检查出细菌，目前石井部队正在调查中”

    细菌战成了石井给小松原下的一个绊子。后来日军大溃退，供水系统被完全破坏，受伤的士兵们喊叫着要水喝，正好眼前就淌着白花花的哈拉哈河，不喝白不喝，于是不明真相的士兵耐不住干渴，捧起河水就往喉咙里灌

    喝过之后，便生怪病，一种从未见过的怪病，不少人因此倒下。许多与他们接触的人也很快被感染，并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一名参战日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简直到了人间地狱，整个人都快疯掉了。”

    据战后关东军军医部的统计，第二次诺门罕战役期间，共有一千三百人因病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死于细菌感染，这些细菌战的牺牲品被称为“病因不明的死亡”。关东军搬起石头，没想到砸中的却是自个儿的脚。

    第五章从堤坝里喷涌而出的怪兽

    迂回进攻讲的是一个快速机动，但这些在诺门罕战役中根本就做不到。

    各路集结部队，以第2飞行集团到的最早，翅膀一扇就来了。其次是第26联队，他们有卡车坐，虽有颠簸之苦，但总算保证了机动性。再次是第23师团，一支没水喝的大军，熬了一周，才于6月27日完全到达前线。

    最晚到的，恰恰是看起来应该速度最快的第1战车团。

    受限于日本的坦克制造能力，坦克装甲车在日军中一直是稀罕物，成建制坦克部队更加少见。第1战车团是当时日本仅有的一个坦克师团，被参谋本部视为“军中国宝”，就这么一个“国宝”，给了关东军。

    关东军也舍不得用，平时除了举行检阅式时偶尔拿出来装装门面，炫耀一下外，哪都不让去，所谓“养在深闺人未识”。间接地，也使战车团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出征诺门罕，是它首次参加大规模远距离作战，光整理行装就忙了好些天。

    1939年6月25日，第1战车团乘火车到达阿尔山。阿尔山就是白阿铁路往北的终点站，这里比海拉尔到诺门罕要近一些，但也有180公里路程，沿途尽是原始森林，一下雨，河水泛滥，道路泥泞不堪。

    战车团没有专用拖车，全靠坦克自行。还没走一会儿，坦克履带就被泥土糊住，导致故障频出。土路被坦克履带碾压后，形成了泥浆沟，后面跟着的那些油罐车、弹药车、给养车可倒了霉了，经过时全都陷了进去。

    一辆陷入泥沟的卡车，得二十个士兵才能拖拽出来，整个战车团每天就忙着拖车、推车，战车团长安冈正臣中将为此常常急得上蹿下跳。

    战车团的工兵联队也没少给他们的头儿添乱。这个工兵联队缺乏重型舟桥设备，遇到稍微宽一点的河流就抓瞎，只得绕路而行，弄得行军速度更加缓慢。

    1939年6月29日，安冈率战车团向小松原报到，成为最晚到达诺门罕前线的一支参战部队。

    理想地点

    在等待部队集结期间，小松原除依靠飞机对苏军阵地进行侦察外，还派会游泳的军官，利用晚上偷偷地游到哈拉哈河西岸，潜伏在草丛和芦苇中进行观察。

    小松原从中发现，苏军在两岸的阵地体系已趋于完备和坚固，东岸设有高低铁丝网，西岸不仅有前沿工事，还有相互贯通的纵深工事，另外苏军后方每天都有大量物资运达。

    这些与第一次诺门罕战役时完全不同的情况，表明苏军有备在先，进攻的难度也因此增加不少，小松原不由暗暗吃惊，他对渡河作战开始感到犹豫不决。

    辻政信不让了。

    关东军专门向前线派驻了一个“战地观察组”，成员除了辻政信、服部卓四郎外，还有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虽然名为观察，但这些人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指挥调度，作战计划就是辻政信负责编制出来的。

    我好不容易把计划编出来，你说不渡就不渡了辻政信以监军的口吻对小松原说：“如果第23师团不能主动渡河作战，关东军司令部将直接下达命令。”

    无可奈何之下，小松原只得俯首听令。

    矢野看出了小松原的心思，在第1战车团到达前线后，便带上小松原和那两个参谋，几个人一道乘着侦察机，再次对哈拉哈河两岸的苏蒙军阵地进行俯瞰观察，竭力寻找东岸苏军防线的漏洞和破绽。

    经过仔细研究，大家终于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收获，也让小松原稍稍放下了疑虑。

    1939年7月1日，小松原以第23师团主力组成河西攻击兵团，按计划发起总攻。大部队故意绕了一个弯子，在避开东岸所有的苏蒙军防线后，向哈拉哈河下游开去，那里就是矢野等人事先选定的理想渡河地点。

    随后，接近两万名战斗兵潜伏于沙丘后，坐等工兵联队架桥。日军的后勤补给则继续维持着极其糟糕的状况，这次饮用水又没能及时送上来，经过近一天急行军的士兵们早就喝光了水壶里的水，嘴唇干到开裂。哈拉哈河的水倒是清又清，而且近在眼前，可你敢喝吗

    除了酷热和干渴，河边还另有大敌。两岸芦苇茂密，蚊蝇非常多，数量超过了一个师团，一对一攻袭日军还有余。有的部队配备有防蚊罩和手套，境况尚好一些，更多的部队什么防护装备都没有，只能直挺挺地咬牙忍受，唯一的指望，就是工兵能早点把架桥的活给干完。

    工兵没在架桥，他们在干着急，因为汽车联队还没能把架桥设备给运来。

    不是汽车联队故意拖拉，而是他们迷路了。在地貌极其相似的丘陵间，汽车兵也遭遇了“鬼打墙”，直到天黑才从转圈运动变成直线运动。天黑以后，天空乌云密布，没有一颗星星，大地也被重重雾霭所笼罩，人的视野几乎等于零，又不敢开大灯，在这种环境下，汽车联队犹如在没有灯火的地道里行驶，必须一辆跟着一辆，亦步亦趋，走得要多慢有多慢。

    看到“哈拉哈河”后，汽车联队如释重负，卸下设备便打道回府。

    开汽车的认为东西已经送到，可是河边等着架桥的却连设备的一根毛都没看到。光天化日下冒出如此无厘头的事，让工兵联队又气又急，一查，原来是汽车联队错把一座咸水湖当成了哈拉哈河。

    再让汽车回转，时间也来不及了，只好再靠最贱的人力。工兵联队上千人上阵，连拉带拽，耗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设备弄到了真正的哈拉哈河边。

    再要架桥时，恰好下起了雷雨，哈拉哈河的水位急剧增高，流速也加大了，加之夜暗无光，给架桥工兵增加了不少困难。

    1939年7月2日凌晨2点，浮桥终于架设完毕。因为材料不够，架的浮桥很单薄，卡车要过河，就得先把所载货物先卸掉，而且要小心翼翼，不然很可能滑到河里去，火炮也得大卸八块后分运，只有步兵和速射炮可以直接通过。

    为了抓紧时间，第23师团所属的藤田步兵大队便率先过河，辻政信也随这支部队到达了河西。

    在日军的登陆点上，驻有一支蒙军的小型警戒部队，他们没想到日本兵会突然冲到眼前，由于缺乏准备且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很快就被日军击溃。

    自从塔木斯克基地遭到日军空袭后，苏联空军忙于增补新的飞机，空中侦察不足，所以小松原的这次大规模兵力调动，事前并没有为苏军所察觉，即便日军已经过河，蒙古高台上的炮兵阵地也未作出及时反应。

    上午10点，河西兵团的一线主力大半得以过河。小松原驻足向上游远眺，他所站的位置，距离苏军连接两岸的渡口和高台炮兵阵地不足13公里，距离朱可夫的指挥部不到15公里，迂回包抄行动即将宣告成功。

    不过在此之前，小松原还得跨过一道坎。

    组合拳

    相比于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折戟的沙日布，朱可夫在排兵布阵上要显得成熟老练许多。沙日布没有为侧翼设置警戒兵力，朱可夫则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安排了一个骑兵团。

    这个骑兵团就是小松原曾经宣布已被他“全歼”的蒙军骑兵15团。虽然没到被“全歼”的程度，但骑15团的损失确实比较严重，部队减员很大，朱可夫便将它调回二线，一边进行休整补充，一边担任侧翼警戒。

    骑15团据守于西岸的巴英查岗山。藤田大队刚刚靠近阵地，就被蒙军哨兵发现，原先的偷袭只能改为强攻。

    在战斗还没完全打响时，一名苏联高官正在巴英查岗山检查防御。他是苏联驻蒙军的总顾问阿布宁上校，见情况危急，阿布宁立即驱车赶往前沿指挥所，向朱可夫汇报了情况。

    朱可夫同样吃惊不小，他赶紧下令骑6师主力赶去堵截。

    日本人根据相关情报，认定在肃反的影响下，蒙古军队与苏军早已是面和心不和，出工不出力，但他们忽视了蒙古捍卫其国境的决心。

    诺门罕战役是蒙古宣布**后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在这一战中，蒙军伤亡很大，除沙日布外，还战死了一个国境警备队政委、一个炮兵政委。蒙古由此受到极大刺激，苏蒙之间的隔阂自动退至次席，为保卫蒙古国土而战成为蒙军官兵新的精神动力。

    肃反之后，苏联任命乔巴布为蒙古统帅，在与苏军的密切合作方面，乔巴布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他首先移植了苏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开始向前线立功官兵颁发红旗勋章和立功勋章，并发展了一千多名士兵火线入党入团。紧接着，为弥补前线伤亡，又宣布全国进入总动员，19到35岁的蒙古男子必须应征，所有军校的三四年级学生一律提前毕业，以开赴前线作战。

    乔巴布对朱可夫全力支持，早在6月下旬，他便亲临哈拉哈河前线，视察并慰问一线官兵，从而大振了蒙军士气。

    巴英查岗山并不是一座高山，只是一座60多米高的大沙丘，但骑15团阻击的顽强程度大大超出了日军预料。

    藤田大队一鼓作气，潮水般涌上了沙丘，随即按照步兵操典，准备将子弹退膛后进行白刃战。白刃肉搏时，子弹必须退膛，只是日军操典的说法，不是蒙军的，蒙军根本不理这套武士规矩，机枪手端着机枪平扫过来，其他士兵也全在拼刺中“耍了赖”，让日军大吃苦头，大队长藤田干也少佐就在这种“不公平”的拼剌对决中饮弹丧命。

    拼刺毕竟是日军的强项，一旦他们站稳阵脚，蒙军并不是对手，经过两个小时的苦战，骑15团很快伤亡殆尽。

    可是两个小时也不是白折腾的，利用这段时间，骑6师主力奉命赶到，迅速拉起第二道防线，在暂时挡住日军攻势的同时，也为朱可夫用兵筹策创造了更为充裕的空间。

    朱可夫早已设计出了一套组合拳，但他必须得到一个人的同意。

    苏军早期实行的是单一首长制，即部队的所有权力和责任都集中在军事主官一人手中，但在肃反进入极盛时期后，苏联以双重指挥制度代替了单一首长制。双重指挥制度也叫“政委最终决定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的规定，部队长的所有战术计划和决定，都得提交同级政委同意，军事主官的一切指令和作战命令，都必须两人共同签字才行。

    朱可夫的境遇不错，或许因为是“钦命”的原因，他与军政委尼基舍夫的关系处得不错，尼基舍夫对朱可夫的整套方案完全同意。

    朱可夫决定将位于东岸的装甲兵团抽回，集中主力消灭西岸之敌，在此之前，他采用的手段是轰炸浮桥。

    正从浮桥上通过的是河西兵团的二线部队，松本及其卫生队也在其中。在苏军炮兵阵地发威后，浮桥周围被炸到水柱冲天，烟雾加上水雾，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

    落到浮桥上的炮弹直接制造出炸穿炸塌的效果，这时候就需要工兵冒死下水修补。刚刚修好，轰炸机又来进行俯冲投弹，把在河边等待渡河的士兵吓得一愣一愣的。

    为了对付轰炸机，日军在岸边架起了高射机关炮，这才减少了轰炸机的威胁，使得二线部队得以陆续过河。

    苏军的这次轰炸虽然未能把日军二线部队拦在东岸，但已成功地使河西兵团前后脱节，一线和二线部队的间隔达到了6公里左右。

    与此同时，苏军装甲兵团奉命加快向西岸移动。

    1939年7月2日下午3点，小松原向战车团长安冈正臣传达了一个重要情报：河东苏军正陆陆续续地向河西撤退。

    安冈负责指挥河东攻击兵团，该兵团除战车团外，还包括第23师团所属的山县联队以及一个野炮兵大队。按照计划，河东兵团应在7月3日拂晓发起正面攻击，但小松原建议安冈，可以派山县联队提前追击，否则将失去战机。

    安冈与小松原在陆军大学时是同班同学。他听后怀疑苏军不会这么快就撤往河西，以为一定是老同学求功心切，犯了急躁病，因此起初没敢轻举妄动。

    过了一会儿，一架日军侦察机飞临诺门罕上空，给安冈投下了一个通讯筒，这份通讯件终于让安冈坐不住了。

    通讯件上写着：“已发现苏蒙军向河西撤退。”

    侦察飞机在上空观察得明明白白，绝不会随便忽悠，看来苏蒙军撤退这件事千真万确。

    安冈立即下定决心，当天晚上就展开夜袭，以配合河西兵团的军事行动。

    下午7点40分，又一架侦察机投下通讯筒。打开一看，内容是：“东岸的苏蒙军正在向西岸撤退，应从速追击。”

    安冈掐指一算，距离发现苏军西撤，已经四个多小时过去了，苏军得撤过去多少部队

    夏天的呼伦贝尔草原昼长夜短，时近黄昏，天色仍未有昏暗的迹象，照这个趋势来看，要是再不进攻，东岸的苏军就可能要跑得一个不剩了。

    安冈按捺不住，下令不等夜袭，就“昼袭”好了。

    在野炮大队实施三十分钟的压制性炮击后，第3战车联队率先从北面进发，坦克和重型装甲车纷纷冲出掩体，向苏军阵地攻去。

    朱可夫将装甲兵团调回西岸，仅在东岸留置包括两个团的第36摩托化步兵师摩步师。因兵力缩小，摩步师在象征性抵挡一阵后，便主动放弃了两道前沿警戒阵地。

    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一看，那个乐：我已经很努力地约束我的魅力了，没想到老毛子还是这么不经揍，冲啊

    吉丸命令各坦克中队放下包袱，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日军实行的是步车协同战术，战车联队后面跟着山县联队和工兵联队呢，坦克这么一发飙不要紧，可两条腿的步兵如何跟得上。

    山县急忙派人跑上去与吉丸联系。坦克车封得严严实实，步兵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只好举起枪托猛敲装甲车的外壳。吉丸打开舱盖，问明事由，很不耐烦地回了一句：“你们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吧。”

    说完之后，他把舱盖啪地一关，坦克一溜烟开走了。

    没有坦克时，山县盼坦克，有了这耍大牌的铁壳子车后，惹来的却是一肚子闷气。

    难道我们非得拿热脸贴你的冷屁股步兵们干脆不跑了，反正就是跑到腿抽筋也追不上。

    第3战车联队放开缰绳，一路狂奔，当距离河岸只有4公里时，他们停了下来。

    弱智和聪明

    不是吉丸想停，实在是不得不停。

    朱可夫用半个多月时间，在东岸修筑了纵深达3公里的防线，其中包括多个高地。挡住第3联队的是733高地，高地上的苏军早就严阵以待，在日军发动进攻后，他们集中一百多门轻、中、重迫击炮，向坦克群进行百炮齐射。

    迫击炮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