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毛十岁那年，因小儿麻痹症瘸了右腿，二年后辍学，一是因为母亲实在拿不出钱供他读书，二是他受不了同学对他瘸腿的讥笑。
小学里上三门课：语言、算术和俄语。阿毛二年级的语文老师——从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捡了条命回来的革命英雄，第一天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大的粉笔字“拣习木”，让学生念“练习本”。翌日，阿毛没有按时完成抄写生字的回家作业，那个革命英雄拿起用杨柳枝削皮的校棒，仿佛拿着cì dāo砍向狗日的rì běn鬼子，唰唰唰三下砍在阿毛手心，三条红印让阿毛见了这个革命英雄就心虚，冒冷汗。从小就稍微有点口吃的他，被叫到念新学的“首都北京”这四个生字时，结结巴巴发不出一点声音，那个革命英雄抓起教桌上短短的白色粉笔，像有力举起手榴弹砸向可恶的rì běn鬼子，唰唰唰砸向了阿毛脑袋，有一支粉红色粉笔不偏不倚通过阿毛宽大的衣领掉进了阿毛深灰色的土布衣服，沿着阿毛的胸肚滚在了地上。阿毛撒尿了，阿毛撒出了一脬粉红色的尿，同学们哄堂大笑。以后，每次阿毛来到学校西边的墙壁边沿着小河尿尿，同学都要伸出头看看阿毛的***，撒啊，再撒一脬粉红色的尿来，他们嘻嘻地笑着。
跷脚阿毛，在同学的嘻笑声中离开学校，帮母亲干力所能求的活。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阿毛18岁后，母亲看到别家男孩子忙着tí gòng年月日时八字，自己家却门可罗雀，没人来要过一个八字，心急如焚。看来守在家里等是不行的，必须主动出击，母亲找到刘婶，希望刘婶拿着阿毛的出生年月和日时，脚步走远一点，女方长相无所谓，家里穷一点最好，毕竟儿子1米七二的个子，眉清目秀，鼻梁挺拔，还是个近城人，踏上古横桥后就是干净清爽的柏油马路了，再大的雨也不用东一脚西一脚淌在烂泥里，溅得满裤脚泥巴。可美好的想法让刘婶一句话就冲得无影无踪，刘婶告诉母亲，她差不多走遍远近没拿过八字的女方家庭，人家一听是个跷脚，头摇得都成波浪鼓了。
“远乡人家呢？”
“也去了。”
“就没有一户要八字？”
“没有。”刘婶说，“一户也没有。”
“难道……近城的优势也没一户看中？”
“没有，我把阿毛吹上天都没有。”刘婶继续摇头，“我说阿毛人诚恳老实，长得又帅，家门一出，走二步路就到县城大街，可是他们一听是跷脚，又没手艺，马上回绝了，好几户人家我竟没喝上一口茶水。”
“那怎么办？”母亲慌了神。
“等！”刘婶回答得干净利索。
“怎么等？”
“近城优势不值钱，长得好看也不能当饭吃，不等又能怎么办？”
“就让阿毛一辈子打光棍吧，将来咱家灶头就断火吧。”母亲眼泪刷地下来，“都是我的错，没能治好他的病，阿毛成了没人愿嫁的跷脚。”
在刘婶眼中，这个嫂嫂虽然一字不识，好像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那年rì běn鬼子走后，她按农村规矩，硬是给父亲和男人补设灵台，安排道场。几个月后，她婆婆撒手西去，她挺着大肚子，给婆婆擦洗身子，让村里裁缝从里到外定做寿衣，请隔壁木工定做棺材，风风光光地把婆婆葬在圩上。生下阿毛后，母子俩耕种着圩上两亩水田，上半年油菜小麦，夏初和夏末两季水稻，交给明顺老爷家租粮后，用留下的部分撑着家。土地改革那年，她分到原先租明顺老爷家的二亩地，一个人经营着二亩水田，当时很多好心人劝她找一个入赘的男人，她说心中装不下其他男人，她心中只有苦命的阿二和阿毛，她和阿毛相依为命，像石头缝中的野草一样生长着。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她家的两亩水田划到人民公社名下，只留给她一小块自留地后，她每天和队里的队员一起扛着家伙，按照队长派的活任劳任怨地干着。这么坚强的一个女人，面对儿子要不到一个八字，眼泪说来就来了。刘婶接着说，“嫂嫂，先让阿毛学门技术。学成后，他的婚事也许能成。”
母亲停止哭泣：“妹子，我也想过让阿毛学门技术。田里农活，他只能干小孩子的活，用铁耙犁田、给麦田敲麦泥、给田里挑猪肥这些男人干的活，他啥都不能干，拔秧插秧、插钎种油菜、捆稻打稻这些女人活，他更是上不了手。人家10分他5分，一个成年人拿别人家小孩子的工分，我不稀罕。苦日子，总有熬头的。可一个跷脚学啥呢？邋遢泥水臭漆匠，泥水工学不了，漆匠学不了，更不要说木匠钣金了。妹子，阿毛这个跷脚，看来只能讨饭了。”
“别这么说，天下跷脚一大把，难不成他们都去讨饭？”刘婶最后说，“嫂嫂，想想总有办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