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小学后,玩的最开心的当属于“六一”儿童节了。刚上小学那时在一所旧学校里,一个星期能上一节体育课是很不错了。到“六一”节了,老师拿来一个纸盒和一大把跳绳,盒子里用格子格开,装着一盒子彩色皮球,让男生每两人一组玩皮球。给女生跳绳玩。我和一名男生在相互扔着一只苹果大的皮球,扔来扔去,那皮球飞过了墙头,飞进了隔壁的商店院里,可商店的院门紧锁着,这可怎么办呢?我们隔着门缝瞧见了那只皮球就在院内菜地的埂子旁边。取不到球,又不敢告诉老师,感到很为难。同学倒是执着,隔着大门一遍一遍地喊售货员。售货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姓王。于是,同伴就喊了十几声“王爷开门来”,未见动静,正要放弃时,奇迹发生了,老汉披着衣服走出屋门,问明了情况,走到菜地旁边,只用三个指头就将皮球捏了起来,隔着门缝给了我们。那天,我好象放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感到无比的轻松。
二年级时,学校搬迁至只隔一条马路的新校里,那年的“六一”节不仅有体育比赛,还要给一些学生授予红领巾,我也被推荐之列。恰在六一前夕,要跟着大人到十里外的水磨上磨面,只好放下了学习,请了两天假,加上星期日是三天。这几天的日子里,我最牵挂的是能不能评上红领巾,能不能上到主席台上和别的孩子们一起戴上它,我无心看磨盘的转动,我不想看萝儿摇摆,我只是想着我那火艳艳的红领巾。我真是度日如年呵,夜夜不能入眠。三天后回来正赶上“六一”节,但是上台戴红领巾的没有我,红领巾评给了大一些的孩子。真正戴上红领巾时又过了一年。为何我不说如何戴上红领巾,而要写如何没有得到它,那是因为那次的心情更加迫切,至于后来如何戴上了,倒是印象不深了。
那时每年“六一”都要有文艺节目和体育比赛,我既不报名参加体育huó dòng,也不去参加文艺表演,成了班里为数不多的惰性分子。其实,我也有难处,体育方面没有强项,有也不好意思去参加。但文艺方面参加个合唱什么的总可以吧,但这对我来说无异于像当众脱了裤子一样难受,根本不可能到大庭广众面前去丢那人。好了,就看同学们是如何表演的,有几个同学的表演是相当不错的。几位同学组成一个众口快板,是夸当时的英雄人物的,有一段还记忆犹新。
严伟才,气昂昂,
抗美援朝上战场,
翻过山,跨过江,
打败美帝野心狼。
那是一个崇拜革命英雄人物的时代,严伟才当属京剧《奇袭白虎团》里的英雄人物。另一处戏也很有趣,是批林批孔的,抛开当时的政治环境,看这段的叙事也挺有意思。
我也并非一味地不参加文艺huó dòng,到了五年级的“六一”时,终不好意思再有拖词,就参加了一个小合唱,叫《老呼嗨》,这是个调子,词儿是新填的,歌颂当时的大好形势。这调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唱上四句就要“呼嗨”一次。恰恰我两侧是两位女生,到“呼嗨”时,向左转头向女生脸对脸、嘴对嘴地“呼”一声,然后紧急转头,向右侧的女生脸对脸、嘴对嘴地“嗨”一声。同时,女生也是转头侧身对着我“呼嗨”,是谁发明了这样笨拙的唱法,让人气不死也要笑死。
尽管这样,我还是很快适应了这个环境。我们还是跟着器乐伴奏排练了几场,感觉不错。毕竟是我第一次参加文艺huó dòng,再不要让别人说我没有文艺细胞。“六一”当晚就要参加正式演出,但这天恰好外婆来了,拉住我不放,一腔凉州口音,问长问短。她说:百里地以外最疼的就是我了,那边嘛,最疼的是另一个漂亮的外孙女。这晚我果然去的迟了,台上灯已亮,有人准备上场了。我直接跑到台下,同学说,你怎连妆也未化啊?赶快去化。当我到校办公室,告诉我化妆的人已经走了,班主任说不用化了。这晚就这样表演了我们的《老呼嗨》,合唱队中我是唯一没有化妆的,竟然也没人看出。
我的“六一”并非小学毕业就结束了,因村小增设了初中,就一直延续到初二,就是在这最后一个“六一”节,我终于参加了体育比赛。那年我共参加了三项:百米赛,团体接力赛,和个人跳远。百米赛共有四个人,由于缺乏经验,起步稍迟了一下,不幸落到最后,和对手相距也就是一两米,可怎么也追不上,其实速度是一样的。这一赛使我有了感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400米接力中,我总算超越了对方,赛完后我自己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竟然树起大拇指向四下里频频示意。最后一项是跳远,说起来有点儿伤心,但后来很快让我释然了,毕竟玩的开心。那时,我和同学都跳了三米二,应该是并列第三名,但在表彰时有他,却没有我,据说是有的老师看了面子。看了谁的面子呢,就是看了这位同学的面子。其实那也不尽然,我认为那时的人们不知道还有并列的方法,让裁判和组织者都为难,于是乎,就出现了二选一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