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这个渗透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传统节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赋予了很深厚感情。那喜庆的气氛，热闹的场面吸引着我们。那时的物质是很贫乏的，过年时在门上贴上幅对联，放上几枚小炮仗，大人小孩穿上相对新的衣服，老一些的人都是棉衣棉裤，外罩个布衫子，戴个瓜皮帽，多数把自己打扮成全身是黑色。青壮年和小孩子的衣服大多也是蓝的，不图有多阔气就是图个喜庆和热闹。过年也没多少准备，腊月里，到商店买几张花墙围纸，将炕周围糊上一圈子，再买上几张当时突出政治宣传的画，将墙上布置一下，那就很不错了。我清楚地记得，母亲从商店里买来了一本1971年的撕历，封面上是舞剧《红色娘子军》中身着一身红衣的吴清华，巅起脚尖，侧着脸，表情倔强而悲愤。
小时候，大人们在生产队劳动，过年也只放三天假，有时连三天都不到就开工了。但这足以使人们感到非常知足了，这幸福的日子带来的幸福感要远远地超过了现在。
腊月里也做一些吃的，有蒸馍，有油炸馍，喝的呢，买两块茯茶，打几斤散酒，也就其乐也融融。老家里是大年初一就开始拜年的，走亲串友也没什么特别的礼物，把自家做的蒸馍和油炸馍带上，到人家里，把馍往柜子上一放，还要摞成一种样式，通常是蒸馍在下，油馍在上，有老人的家里还要准备一个糖包，是用红纸包上二两红糖，用黑棉线扎成长方形，再放到油馍上面，有的则是亲自送到老人手上，并说上几句祝福语。腊月里做的那一缸馍，其用途主要就是拜年。别人家来拜年也依样画葫芦，几天的年过了，大家都把馍换了。谁家的馍做的好吃，谁家的馍做的不好吃，过完年就都知道了。有出远门拜年的，就不能带蒸馍和油馍了，半道上会揉碎的。不行，就得用铁熬烧制坚固的烧锅子，如果亲戚多就得准备几十个，用褡裢装上，驮在驴上，每串一家往外掏两个烧锅子，上下摞起。一褡裢的烧锅子就将十几家亲戚串了。
记得大年初一的天气是很少刮风和下雪的，就连阴天也很少。这一天往往万里无云，天特别的蓝，阳光特别明媚。坐在亲戚家的炕上，太阳光从窗口照进，照耀着那小碗里的酽酽的茶水，上面舞动着缭绕的雾气呢。虽然没有电视和广播，在一起闲聊其乐也融融。年轻人在一起就是喝酒，主人家很实在，拿出家里的好吃的，拿出好酒来让客人喝好。如果你没有醉，主人认为没有尽兴，非要喝的倒下了，才认为是喝好了，显得高兴。
我自打离开了家乡，就常常回忆过年的那个味儿。在省城上学那几年也没觉得什么，但自当兵以来，越临近春节就越想家了。想过去的那股热闹劲儿，想那温馨的气息。不得已，军校毕业时就特意选择了这个离家最近的部队作为服役地。想想百多公里的路程打马就到，好象是吃奶的孩子马上要见到母亲，有了些许安慰。现在想来这是个没出息的选择。
到部队，家就近在咫尺了，但也并非我想象的那样容易回家去的，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一年也只给一次探亲假，也并不一定就在春节期间。这要看连队的其他干部在春节是否也要回去探亲。他们的家远呢，有的还跨几个省。事情又有例外，到了年三十的下午，上级突然下达通知，家离驻地二百公里的可以回去过三天年。哇塞！这不是专门给我下的通知吗，我家离这也就百多公里啊，当时的我也没有多高的觉悟，又加上是个单身，一听到有这样的好事，立马收拾东西准备出发。问题又来了，大年三十下午，驻地城市的公共qì chē已停运，我就只好去乘那趟玉门到兰州的被称作慢车的火车了。说它慢，慢就慢在每个小站都停车，也正因为慢，它才会停在我村子旁边的那个小站上。
除夕夜乘火车别有一番滋味，车站上人少，车中人更少，核定乘108人的车厢里平均也只有两三个人，从晚上八点乘车，到凌晨一点下车，就要忍受五个小时的寂寞和孤独，但这也很值。就是除夕夜这样寂寞的乘车我有过两三回，为的就是寻找童年时的那份温馨，和对亲人的依恋。
有一年，火车到旧县城的车站正值子夜，一时间县城里礼花升天，鞭炮齐鸣。眼望窗外，我心花怒放，有喜悦又有忧伤，我想起了那首《牡丹亭》里的台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